第五章

一九二二年年初，里兹酒店举办了一场舞会。泰雷兹·蒂尼斯达埃勒小姐向列维斯侯爵夫人展示了最近流行的几种舞蹈：探戈和可能是查尔斯顿舞91的雏形。保尔·莫朗与一位衣着紫色的美丽女性共舞，不过并不是苏佐公主92。普鲁斯特跳了几段英国宫廷舞，跳舞人群包括：大键琴弹奏者旺达·兰多芙斯卡93、伊莲娜·瓦卡斯科小姐94、玛丽·舍科维奇、旋转个不停的戈蒂埃·维格纳尔、一位俄罗斯贵妇、一个罗马尼亚人、一个比利时人、一个墨西哥人……普鲁斯特突然有点饿，他收买了一个工作人员。在那人眼中，普鲁斯特名震四海。他为普鲁斯特特地开了一个包间，给他端来了烤羊腿。

工作了整整一晚之后，普鲁斯特在第二天早晨依旧保持着清醒，因为加斯东·伽利玛很有可能来访。为了接待加斯东·伽利玛，他注射了过量的肾上腺素。这一天是一月十八日，星期三，如果加斯东晚上不来的话，普鲁斯特将去洛朗-皮沙街拜访雅克·波雷尔。这次拜访让他很快乐，但随之而来的却是痛苦：这次出行之后，他的病情发作得更加厉害了。从星期四开始的接下来几天，每当他最为不适的时候，加斯东·伽利玛坚持每晚都要造访。他花了那么多个夜晚，只是为了帮助普鲁斯特把最终的手稿确定下来，看普鲁斯特究竟用哪一句话结束洋洋洒洒的《追忆似水年华》。

他送来了《索多姆和戈摩尔（二）》校对的校样，这是最终要付印的校样。伽利玛自己也留有一份，当然希望能看到它尽快出版。不过，令伽利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普鲁斯特不仅在校对方面十分差劲（当然不包括那些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明显错误），而且根本毫不关心。他热衷的是增删、修补，热衷的是为每句话润色，为每个在书中活着的角色修饰。他很清楚自己的病情，他知道自己已然大限将至。可是，即便他已然为全书写下了“完”字，但他仍旧要用最后的精力去打磨作品，所以，他并未真正意义上的“完成”全书。延迟这本书的完成，也就是延迟他生命的终结。为了这本书，他向死神多要了几年的生命。他告诉塞莱斯特，他很开心在末尾写上“完”这个可怕的字眼，他随时随地都可以义无反顾地死去。不过，这当然不是真相。人们什么都不懂，朴实忠厚的塞莱斯特和世故圆滑的加斯东·伽利玛都不懂，在普鲁斯特最后的几个月里，他的目的只是活着。活着，才能对作品进行再构思。他的脑海中一直充斥着对作品的构思：增加一些片段、感受、思考，对事物的形容要再精准一些，对人物的刻画要再丰满一些，对事件的描绘要更加生动一些。例如，他需要把他笔下的两三个地下室的特征写得更加细致，就如同巴黎商场的地下室那般栩栩如生，就如同同时代弗洛伊德对人的心理动机的描绘那般准确。

想象一下：家中有一个地下室，从那里喷薄而出的是冲动、很难理解但力量强大的害怕、错误、很快就忘却的梦想、非本意行为、遗忘和隐藏的愿望，隐藏的愿望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而他却不满足于只有一个地下室，想要几个，好几个地下室，数量不定、相互重叠的地下室，来为不同程度的激励、隐藏的愿望、不理解和永不会理解的害怕筑巢。地下室里层层叠叠地堆积着他的想法。无论如何，不管他做什么，只要他活着，只要他被死神允许再多活一会儿，他的书就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书与人生其实很相似，一本书就是一段在不断前行的人生。书中自有奇事、有旅行、有爱情，还有为像贝戈特这样的作家所书写的篇章，有为像凡德伊这样的音乐家构思的旋律，有为像埃尔斯蒂尔这样的画家所勾勒的草图。但无论人们有多热爱这些，作家都会专断地写下“完”字。“写下‘完’字，不是确凿地证明了我们还活着吗？证明我们仍旧可以继续写作、增补、删改，继续为这条饥饿难耐的生命提供食物。它不断吞噬我们的血肉和精力，它是让-亨利·法布尔所观察到的那种土居的黄蜂，而我们则是毛毛虫。黄蜂对毛毛虫太残忍了，它麻痹毛毛虫，使它们瘫痪，成了一种持续新鲜、充满营养的食物。请注意，塞莱斯特，我说的不是它们将毛毛虫杀死，这种土居的黄蜂在其他动物身体里产卵，以便幼体破卵而出时就有新鲜的食物95。我说的是一种更加聪明，但也更加残忍的行事方式。在法布尔的书中，这些幼虫进食是为了活着，而我的书就像那些幼虫一样。塞莱斯特，它们以我每夜所剩无几的精力为食，耗尽了我所剩无几的生命。您是否注意到了，塞莱斯特，‘一个加在校样上要求修改或者增加内容的纸条’和‘鸟含在嘴中的一口食物’是谐音96？在我的书中，有一位博学多才的布里肖，您还记得他吧？斯万觉得在巴黎大学任教的布里肖博士迂腐而庸俗。学识渊博的布里肖曾给贝戈特解释过‘一个加在校样上要求修改或者增加内容的纸条’这个词的词源，这真是有趣。”

一月十八日的夜晚至十九日的凌晨，趁着普鲁斯特去往波雷尔家的时候，塞莱斯特“彻底地”整理了他的房间。她给屋子通风，更换床单枕套，整理手稿、杂志与信件，将散乱在地上的手帕、笔杆、止鼾喷雾、棉纱、湿纸巾等全部归位。

这是自从波雷尔的母亲蕾雅娜去世之后普鲁斯特第一次去往洛朗-皮沙街，他于凌晨两点抵达。在那儿，他遇到了莱昂-保尔·法尔格。他同法尔格谈论科克托，追忆去年十一月刚刚去世的罗贝尔·德·孟德斯鸠97。彼时，他的回忆录正在印刷厂印刷，即将由格拉塞出版社出版。他对这本书中揭露自己某些过往的段落有些担忧，因为他觉得孟德斯鸠是个很爱记仇的人。

他会出席一些晚宴以示对主人的尊重，例如苏佐公主在里兹酒店举办的晚宴。出席这种晚宴时，他总想与人探讨一些“资本主义”的问题，例如，如此隆重的场合下公主穿了什么样的长裙。他偶尔会显得惊慌而焦躁，如同刚从睡梦中苏醒过来一样。一位目击者曾说，他就像“一个慌乱的飞行员为是否应该降落而犹豫不决”。要是无人可以与他探讨这样的问题，他就会一无所获地回去，然后向塞莱斯特抱怨：他出去了一趟，身心疲惫，却什么都没有干成，还浪费了如此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这真是太让人糟心了。要是某位先生、某位夫人也同样接受了邀请出席晚宴，他反而会不敢与他们交谈，或者说不敢表现得叫他们腻烦。他会写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请求他们原谅：原谅普鲁斯特本身与他交谈心切，想走近他们，但他们却在与他人高谈阔论，生怕他们腻烦了自己……他想见的人有伯爵夫人的表兄弟，不过他不在，要么是没有受邀，要么是忙于事务。他想请求伯爵夫人的表兄弟告诉伯爵夫人，她曾欣然允诺今晚带来她姑妈的照片——一位出生于卡斯特里的威格特老夫人。他也希望加尔省的莫里斯·马丁先生也能受邀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