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罗马的原始体制

父亲和母亲，儿子和女儿，家和房产，仆人和动产，这是任何生活情况下——包括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制度，只要这种制度未曾泯灭母亲明显的地位——构成家庭的自然成分。但各民族在文化兴起之后，对于这些成分的观念与对待办法，往往产生极大差别。有些对这些成分做了深刻的了解，有些则相当肤浅，而对待的办法也因之不同：有些用道德观念来涵盖，有些则用法律观念，但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罗马人那样用单纯而严厉的法律来体现的。

家与一家之主

家庭形成单元。分子包括自由民（此人在他父亲死后自立为主人），他的新娘（是由教士用圣盐饼的仪式庄严地婚配给他的，跟他分享水与火），儿子与儿子的儿子，以及彼等的合法妻子，还有他们未婚的女儿，儿子的女儿，以及所有这些分子的一切财产。然而，女儿的孩子则不在此范围之内，因为，如果为婚生，彼等则属于其夫家，若非婚生，则在家庭中没有任何地位。在罗马公民心目中，属于自己的房子以及天赐的子女，乃是其一生之目的与本质。个体的死亡不是恶事，因为那是必然；但一个家族的消失则是大恶。因此，在最早的时期，社团会为无子女者安排养子女，以避免此种祸患。

罗马家庭从最初就寓含着其各分子之间的道德关系。只有男人可以做一家之主。女人在财产的获得上其地位并不低于男人；女儿跟儿子有平等的继承权，母亲跟孩子也是一样。但女人一向而且必须隶属于家庭，而非社会；在家庭中她则必须处于从属地位——女儿从属父亲；妻子从属丈夫；失去父亲而尚未结婚的女儿则从属于最近的男性亲属；在必需的情况下，女人如果受审，是由这样的男人来审判，而不是由国王。然而在一家之内，女人不是仆人，而是女主人，照罗马观念，碾谷和烹饪是属于仆役的工作，罗马主妇可以免做，因此罗马主妇主要时间用来督导女仆以及家务事，对女人来说，这些事情类如男人的耕种。同样，关于父母对子女的义务，罗马人也充分而深切地体察到：如果父亲忽视孩子或教坏了他，甚至以对子女不利的方式浪费了财产，都被认为是恶行。

然而，从法律的观点言之，家庭却受着“一家之父”（pater familias）绝对的指导与管理。在他面前，家中的任何成员都被剥尽一切合法权利——妻子儿女并不比奴隶或牲口权利更多。由于处女是在他的自由意志下成为他的法妻，因此，要不要养她为他所生的孩子要由他的自由意志决定。这个公理并非由漠视家庭而生；正好相反，在罗马人的观念中，成家与养育子女乃是公民的义务。在罗马，唯一由社团向父亲提供帮助的情况，或许是一胎三婴。弃婴是宗教所禁的，所有的儿子都不可弃馁——残废除外——女儿中则至少长女亦然。就公共福利而言，弃婴虽属不当，但为父者并未被剥夺此权，因为他毕竟是绝对的、彻底的一家之主，而罗马人也意在让他保留此种地位。父亲不仅对家中分子有最严厉的管理之权，而且有司法之权，可以惩罚他们，在必要时可以取其生命或肢体。成年的儿子可以另立家室，或如罗马人所说，喂养他“自己的牲口”——但这些牲口是他父亲分给他的；从法律上言之，儿子所有的一切，不论由他自己的劳力所得或由外人所赠，不论在他父亲家中或他自己家中，都一概属他父亲所有。因此，父亲在世之际，凡属于他的分子都不能拥有他们自己的财产；除非由他授权，便不能让渡或遗赠。在这方面，妻子儿女和奴隶的地位完全一样，因为后者也往往获准自己成家，在主人同意之下也可以让渡财产。确实，父亲可以把奴隶或儿子转让第三者，若购买者为外国人，则儿子成为他的奴隶，若为罗马人，则儿子只能代替奴隶，因为罗马人不能成为罗马人的奴隶。

事实上，父权与夫权是没有限制的。当然，如果做极度的滥用，宗教会加以诅咒。例如，除弃婴以外，卖妻或卖已婚之子者，也在诅咒之列。在同一种精神下，父亲，尤其是丈夫，在以家法处置子女或妻子之先，应跟他妻子和他自己最近的血亲商量。但即使这个步骤也不是为了减低他法定的权力，因为诅咒是属于天上神明之事，而非世人所有权者，血亲之在场不是为了评断他，而只是对他的一家之主的权力尽其忠言而已。

不仅一家之主的权力没有限制，不向世上任何人负责，而且，只要他活着，这权力就是不变的，不可毁坏的。照希腊与日耳曼法，成年的儿子，不仅在实际上已脱离父亲而独立，在法律上亦然。但罗马人为父的权力却终生不能解除，不能因年老而解除，不能因疯狂而解除，甚至亦不能因其自己之自由意志而解除，唯一可以解除的是女儿出嫁。这时，她由父亲之手转入丈夫之手，离开其自己家族，进入她丈夫的家族，脱离其自己诸神之保护，而走入她丈夫诸神的保护下，因之，成为她丈夫的属从，正如以前为她父亲的属从一样。按照罗马法，奴隶从主人手中得释易，儿子从父亲手中得释难。奴隶获释，在早期即可，手续亦较简便；儿子获得自由，却到很后期才得以实现，而且手续极为繁复。确实，主人卖奴隶，而买者若将之释放，则此人即得自由，然父亲卖儿子，买者若将其释放，则儿子仍归父亲所有。因此，罗马人的为夫为父之权实已成为对财产的权利。

一家之主对妻子儿女的权利虽然近于主人对奴隶与牲口的权利，家属跟财业却仍旧有甚大的区别，不仅事实如此，法律上亦然。家长之权不仅只限于家庭，而且是暂时的，就某种程度说，是代表性的。妻子儿女并非为了家长而存在；这跟产业只为业主而存在或专制王国只为国王而存在不同；妻子儿女确实是家长合法权利所施展的对象，但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潜存权利；他们不是物，而是人。他们的权利现在是潜存的，未加施展，这只是为了家庭的团结，必须只由一个代表来统治；但在家长死后，儿子立即成为家长，具有了父亲原先对女人、小孩与财产的权利。但主人死，奴隶的法律地位却无任何改变。

家与族

家庭的一体性是如此紧密，以致在家长死后仍不解散。家长之死虽然使其后裔独立，他们却仍在许多方面属于一体；许多事情的安排上都运用这个原理，譬如继承人及其他关系的安排、寡妇与未婚女儿地位的安排等。由于依照早期的罗马观念，女人无能具有管理自己或他人之权，因此，管理她的权力——或说得温和些，对她的“监护权”（tutela）——在一家之主去世后，就由家中全体男性近亲来运用；因而，就是儿子监管母亲，兄弟监管姐妹。以这种意义言之，家庭一旦成立，除非其中男性成员死光，便不会改变。当然，家庭分子之间的关系会一代一代松弛，直至原始的一体性已无法辨认。只有这个因素使家与族有所分别；照罗马人说法，两者各为Agnati和Gentiles，两者所指均为男性分子。“家”只包括可以由共同的祖先代代传递下来，有清楚谱系者；“族”（gens）则统包由共同祖先传下却不能清楚确定其衍传阶梯者，因而亦不能确定辈分关系者。在罗马人的名字中，这种情况表现得甚为清楚：当他们说“马库斯、马库斯之子、马库斯之孙等等，马库斯之后代也”时，他们是就其所知族谱一个个追溯，到不能追溯时，则以族谱补充之，谓是从同一祖先衍传下来，而这个祖先，使他所有的后代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即“马库斯之后代”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