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罗马的原始体制（第4/6页）

最确定不过的是，最早期的这种体制并非起于罗马：那是所有拉丁人共有的原始体制，或许一直可以追溯到各族尚未分化之前。只有保的制度是起于罗马城，从最近的发现看来，拉丁人城市体系中，保也是基本部分。保有保长和教士，无疑，也有征税和估税的行为，在保长做审判和表决时，自由民也集会参加。

自由民的平等

自由民与非自由民固然界线分明，自由民与自由民之间权利的平等也极为明显。在这两方面，或许没有其他民族做得更为彻底。荣誉市民制度——这个制度的产生本在作为自由民与非自由民之间的间介——把自由民与非自由民的分别更明显地表现出来。当外方人经过社团的决议化入自由民的圈子内，如果他要全然进入这新的社团，就需放弃他以前的市民资格；但他也可以把以前的资格跟新取的资格相混。古代的习惯就是如此，而希腊人则一直保留，在后来，常可以见到一个人同时在数团中持有自由。但拉丁姆的居民对于社团概念极为强烈，无法允许一个人同时是两个社团的自由民；因此当一个新近获准的自由民不肯放弃他以前的资格时，则他所得到的荣誉市民资格便只有有限的意义，即是，把他当做客人，予以友善对待，并予保护——而这个态度是一般对待外国人的态度。

对社团之外的人固然有此断然界线，但在罗马自由民社团分子之内，则几乎一切权利区分尽行扫除。我们已经提过，家庭中存在着明显区别，但这些区别在社团中却可以忽视；在家庭中，儿子是父亲的财产，但就以自由民的身分而言，他可以成为父亲的司令。自由民之间没有阶级特权：梯提埃斯人优于罗慕奈斯人，而两者又优于卢凯列斯人，但这在法律权利上毫不影响他们的平等。在那个时期，自由市民的骑兵，系用于前线在马背上甚至徒步单独作战，他们是精英分子，是最富裕、武装最好、训练最精良的人，因此自然比自由民步兵得到更高的评价；但这只是“事实上”的分别，而无疑，任何罗马贵族都得以加入罗马骑兵。从法律立场言之，自由民之间若有分别，只是由于体制上的次要分别使然。即使在外观上，诸分子的法律平等亦显然表明。社团的首领与社团分子，元老与非元老院之自由民，有服兵役之义务的成年人与未达此年龄者，固均有服装之别，但在公共场所，无论贵贱贫富均一律着简单白色羊毛宽外袍（toga）。自由民之间权利的完全平等，无疑源自印欧法制，但在意义的领会与体现之严格上则形成了此拉丁民族最特殊、最有影响力的特点之一。有一件事倒该在此一提，即拉丁移民并未发现该地有文化低落的早期居民，须臣服于他们足下。这和印度种姓之产生的环境不同，也和色萨利、斯巴达及希腊的贵族之产生的环境不同，甚至与日耳曼的阶级之分亦有其不同之背景。

自由民之负担

国家经济当然由自由民负担。自由民最重要的功能是服军役，因为只有自由民有权利与义务参军。自由民亦同时是“战士团”（“战士”populus，与populari“破坏”和popa“屠夫”有字源关系）。在古老的连祷书中，祈求战神马尔斯给予降福的，是“荷矛之战士”；国王在对他们致词时，则称他们为“矛士”。我们已经说过军“团”（legio）如何形成。在三分罗马社团中，一军团包括三百骑兵，由三名骑兵分队长分别率领；三千步兵，由三名步兵分队长分别率领。除此之外，可能还有若干轻装备者，尤其是弓箭手。一般言之，将军即国王本人；由于骑兵有特别指定之队长，因而国王可能只率领步兵，而步兵亦可能从最早即是武装主力。除军役外，自由民还可能有其他负担，如平时与战时执行国王委派的任务、耕种国王田地、建筑公共工程。城墙的建筑之艰辛在环墙的名称上留下了证据，名之为“重任”（maenia）。固定的直接税收是没有的，因为国家没有直接固定的支出。为社团服务不需支付报酬，因为军役、派定之工作和公众服务，一般言之皆无报酬；若为地区服务，或为个人服务，则该地区或该个人可提供酬佣。公共祭神所用之牲畜由法定税捐购买；公共比赛之负方，以比赛项目之价值而向国家缴付“牛金”（以牛只为罚金而缴纳之）。文献中未曾见到自由民向国王缴纳之任何固定贡品，但居住于罗马的非自由民则显然要为所得之保护而向国王缴付金钱。此外，尚有其他几项流入王库者，即港口税、领地收益——尤其是草地贡和产物配额；前者来自公共草地的放牧，后者来自承租国有土地者。此外还有“牛金”所出产之物，充公之物，以及战争所得。在必要之际，有税物之征收，但此乃强迫税，时局改善后，需得偿还。此税究系加于全部居民——无论自由民与否——或只加于自由民，则无法确定；但后者之可能性较大。

金融由国王处断。不过，国产与国王私产（从有关罗马最后王室之广大土地所有权报告看来，国王私产必定可观）并非相同。由武力取得之土地，特别被视为国有财产。在处理公有财产时，国王实际受到多大限制，已无可考证。不过可以确定，这一方面从未征询自由民之意见；而在分摊税捐与分配战利之土地时，则可能惯于征询元老院之意见。

自由民之权利

然而，国王并非在需要税捐和服役时才想到自由民；在公共治理上，他们也参与其分。为此目的，社团中所有分子（妇女与未能持兵器之男童除外），也就是所有的“矛士”，都聚集在法庭中，举行“沟通”。国王为此目的，指定正式集会日期，每年两次，一为三月二十四日，一为五月二十四日；此外，国王若认为必需，可随时召集，次数不拘。然而，自由民之受召，并非为发言，而系为谛听；非为发问，而系为回答。除国王之外，集会中无人说话，有之，则为国王准予发言之自由者；而自由民之发言则只在单纯回答国王之问题，不讨论，不推理，不加条件，甚至亦不将问题分为部分。然则，罗马自由民社团，也依日耳曼或原始印欧社团，构成了政治主权观念的真正最后基础。但在一般情况下，这主权是潜伏的，或说，只表现在自由民对国王的自动效忠上。为了获得自由民的效忠之誓，国王在从教士手上接得其就任礼的同时，向集会的族人询问，他们愿不愿做他真诚忠实的子民，愿不愿意照惯例承认他和他的仆人——即调查官（quaestores）和使者（lictores）——这个问题得到否定回答的可能性几等于无，正如世袭的帝王遭到拒绝效忠一样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