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几个相关问题（第2/5页）

大概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虽然修昔底德深知经济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却似乎有意忽略了有损于雅典人“形象”的某些重要史实。例如公元前454/前453年，雅典人把原提洛同盟金库移至雅典，实际上是直接侵吞同盟诸邦的巨额公共基金（约8000塔连特）。而这恰恰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人大兴土木和军事扩张的主要财源，在当时也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公元前427/前426年，雅典人为了筹集军费，大大提高了属国贡金数额，由战前年均600塔连特增至将近1460塔连特，这在面向公众上演的戏剧中亦有所提及，说明是普通公民都熟知的事情。[56]作为国家最高军政首脑之一的修昔底德，绝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另外，雅典和斯巴达在战争期间为了击败对手，都力争联合更多的力量。希腊人的世仇波斯人，隔岸观火，虎视眈眈，由于财力雄厚而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然而，修氏在记载斯巴达与波斯结盟的具体史实时着墨甚多，而在谈及雅典与波斯勾结的情况时则闪烁其词，有意回避。[57]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奴隶制时代的争霸战争，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但是，修昔底德在战争起点叙述中所透露出的倾向性，说明他明显在为雅典开脱和辩护。修氏以公元前431年3月底比斯入侵雅典同盟者普拉提亚作为战争的起点，似乎拉栖代梦及其同盟者率先破坏“三十年和约”而打响“第一枪”。殊不知雅典人早在公元前433年夏末就已经出兵协助科基拉人作战，并且在一场希腊人之间空前规模的海战（参战战舰总数达260艘）中直接进攻科林斯的舰队。尽管修氏一再强调这种行为是出于自身安全或利益的考虑，并说雅典人在交战中情急之下不得不采取行动（I. 48—49）。同样，修氏对于与双方开战密切相关的“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和“麦加拉法令”应该了然于心，但他却三缄其口。此事发生在公元前432年夏或之前的某个时间，是这场大战开战的标志。这就是说，站在拉栖代梦的角度来看，这场大战在修氏所说开战日期之前一年多就已经打响。由此似乎也间接证实色诺芬认为这场大战“持续28年半”的说法。[58]

有学者认为修昔底德著作的最大不足是“主题狭隘”，说他在叙述这个时代的历史时，把叙述范围严格地限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于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则鲜有涉及。[59]这种看法是从现代研究者的角度出发而提出的，似乎有欠公允。那么，修昔底德所谓“主题狭隘”以及“忽略”若干重要史实的真正原因何在？有学者辩称，修昔底德既然记述的是一场战争的历史，并非“记述一个历史的时代”，他把主题严格限定在战争范围内，恰恰表明其胜人之处，是该著作的优点。[60]这种说法看上去不无道理，但是细分析则似乎与史实不尽相符。因为我们既不应以今人的需要去苛求古人，也不应把现代的某些观念生搬硬套到古人身上。如前所述，修昔底德实际上是通过描述和探索纷繁复杂的人事，力图揭示出一种人性共有的、具有永恒教益的知识。[61]因此，那种认为他把主题严格限定在战争范围内的观点，似乎是缺乏充足依据的。其实，单从修昔底德著作的主题来看，他也不应对这些问题完全忽视，况且财政状况恰恰是受到作者格外重视的问题。事实上，雅典城内的诸多宏伟建筑，那些被伯里克利引以自豪的“帝国的标志和纪念物”（II. 41），个个都是雅典人剥削、奴役异邦人的明证，因为这些在今人看来标志着雅典文化成就的宏伟建筑的浩大开支，几乎全都来自他们所侵占的原同盟者诸邦的公共基金。这很可能就是修昔底德对此讳莫如深的真正原因。公元前5世纪雅典文化繁荣的社会物质基础是其奴隶制的大发展。也许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62]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修昔底德的时代，书面写作的方式业已确立起来，而且至少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所接受，但希腊社会根深蒂固的口述传统仍然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修昔底德在写作其著作之时，主要有赖于口述资料，而非文字资料。修昔底德主要是利用演说词来阐明交战相关各方的政策、立场和策略的，但是由于演讲通常没有书面文稿，因此，即便是亲耳聆听者，也不可能准确地记得演讲的内容。为此，修氏试图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构演讲者所说的话。

这种做法长期以来受到诸多责难。早在公元前2世纪，波里比阿就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史家正确的做法理应如实记载演讲者所说的话。[63]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修昔底德所记载的不同场合、不同人物的演说风格明显雷同。科林武德认为，这些演说“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行动的评论，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的动机和意图的重建”[64]。将自己的想法加入演说词中，这正是修昔底德阐述自己观点的方式。修氏对于雅典人批评或辩护，通常都是通过演说者表达出来的；尤其是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显然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的。[65]可以说，修昔底德虽然创立了比较科学的治史原则，却未能完全落实到撰史的实践中。

修氏还多次提及“命运”（τύχη，tyche）。他承认“命运”对人事的影响，但更强调人的智慧、远见和理性的判断在人事成败中的作用。在修氏看来，“命运”尽管对历史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它并不是历史本身所具有的规律，和各种事件的发生也没有必然的联系。[66]而 F. M. 康福德早就指出，修昔底德出于自己的撰史目的，尽管从理智上抛弃了神话与迷信，但他的思想框架内早已融入了神话观念，其作品中也渗透了悲剧理论。因此，修氏的观念一直徘徊在神话和历史之间。[67]这既是希腊思想进步的明证，更显现出其时代印迹。

修昔底德的纪年方法欠准确。作为一部编年体的断代史，作者除指出年份以外，通常只用“冬季”和“夏季”来纪年。希腊诸邦有各自的历法。在雅典，使用时间比较长的年历，是所谓“庆节历”。新年之始（大年初一），原则上是夏至之后首个朔日，冬季为11月至翌年3月，是跨年度的。[68]为了精确起见，他还采用当时希腊流行的其他纪年方法加以印证，如某人担任执政官，或某人担任某国监察官或祭司之年。修氏认为，“用季节计算年代比过去常用的以各邦的执政长官或其他重要官员的任职时间来计算年代肯定要准确些”（V. 20.2）。尽管如此，这种纪时方法容易混淆，不能给人以明晰的时间观念。但这种纪时方法既然与当时希腊流行的纪时方法相一致，因而只能说是时代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