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几个相关问题

自修昔底德著作问世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都对其作出各自的评价。修氏去世后不久，即有不少学者力图完成其未竟之作。[46]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代，他都被看成历史学家的榜样。公元前1世纪，哈里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就已经断言他是“历史学家中之最为优秀者”，并告诉我们他已被传统的观念视为“历史研究的标准”。[47]时至近代，随着客观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人们对修昔底德更是倍加推崇，甚至认为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史学家”，“科学和批判历史著作的奠基者”。[48]国内外研究者对修昔底德的贡献和成就都予以肯定。

然而，修昔底德及其著作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修氏提出人性不变论，用不变的“人性”解释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阐明战争的起因。国内有学者批评他用抽象的“人性”来解释历史，对此似乎应做具体分析。因为实际上，他的人性论是其人本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其朴素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看来，人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包括占有欲、权力欲、虚荣心、贪婪以及人的生理特征等具体内容的。修昔底德在述及科基拉革命时对此做过比较集中的阐释（III. 69—85）。他指出，在和平与繁荣的社会条件下，城邦和个人尚能遵守比较高尚的准则。但是，当战争和内乱导致人们生活困苦，心志降低时，人性的恶的一面就会急剧膨胀，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从而出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暴行。具体表现在：“夺取政权时更加阴险狡诈，报复政敌时更加残忍无忌”；社会良知尽失，道德沦丧；鲁莽即勇敢，谨慎即懦弱，耍阴谋搞诡计成功是头脑精明的表现；“夸夸其谈的人总是被信任，而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复仇比自卫更重要”；一切规则和法律都可以违反，所有条约和诺言都可以背弃；混乱中那些最粗俗的人最有生存能力，因为他们不瞻前顾后，敢于鲁莽行事。当然，修昔底德认为并不是所有介入政治斗争的人皆出于个人目的，有时一些人疯狂地投入动乱不是为了图利，而是因为不可遏制的一种激情。这样，修昔底德实际上是力图从人性和人性之外的社会存在，来寻求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答案[49]。但由于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人性不变论，因而它在本质上又是形而上学的。[50]

关于修昔底德的政治立场，有的学者认为他“站在奴隶主民主派的立场上，赞成民主政治，反对贵族政治”，“同情伯里克利派的温和民主党，反对激进民主党”。[51]要正确把握修氏的政治立场，必须弄清雅典国家的发展脉络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为此首先应该对雅典国家的阶级结构及其发展演变作一简要分析。公元前6世纪以后，雅典城邦（公民集体）内部诸集团、诸阶层之间经过长期的错综复杂的磨合和斗争，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断得到调整，他们的共同利益逐步大于他们的矛盾和分歧，而这也正是雅典不断向外扩张的内在原因。波斯战争以后，雅典人利用他们在雅典同盟中的有利地位，逐步剥夺原提洛同盟诸邦的主权，侵占其领土，使雅典国家的版图不断扩大，人口激增。亚里士多德指出，“由于国家日益壮大，而钱财也敛聚了很多”，雅典当政者“就劝告人民，放弃农事，入居城市，务以取得领导权为目的……人民采纳了这种劝告，并获得了霸权，于是对待盟邦，更加专横”，“他们又按照阿里斯提德斯的建议，为大众准备充足的粮食供应；因为贡金、征税和盟邦捐款的综合所得，足以维持2万多人的生活”。[52]公元前5世纪70至60年代雅典民主制的发展，是雅典国家机构强化的突出表现，也是雅典奴隶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雅典人对异邦人（非雅典人）的压迫和剥削逐步得以巩固和加强。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国家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雅典人内部诸集团之间的矛盾，而是雅典人同众多异邦人之间的矛盾；对于雅典帝国境内众多的臣民和奴隶来说，“雅典人”不仅仅是指雅典公民集体，还意味着他们是统治者的集体，奴役者、剥削者的集体。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中说到雅典人，有时使用“统治着帝国的城邦”，有时把城邦（公民集体）与君主相提并论（II. 63，65；VI. 85）；在论及波斯战争的后果时，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雅典人力图取代波斯国王来奴役这些希腊人，战争的结果对希腊人而言只不过是换了个主人而已，新主人确实比旧主人更聪明，但新主人却是更聪明地作恶”（VI. 76）。在总结近百年雅典历史时，他写道：“在废黜僭主统治以后的大约100年[53]中，雅典人民在这个时期不仅没有屈从于任何人的统治，而且在这期间的一半以上的时间里是习惯于统治其臣民的。”（VIII. 68）这些论述都显示出，修氏对当时希腊的国际关系和政治现实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他热爱的是雅典城邦，是雅典的公民集体。因此，凡是对雅典人有利的他都衷心拥护，凡是不利于雅典人的他都极力反对。修昔底德就是站在这样的阶级立场上，对于大权在握、左右政局的伯里克利赞赏有加，对于伯氏死后雅典政坛争权夺利、群龙无首的局面忧心忡忡；因为他明白，伯里克利就是雅典人统治异邦人的领袖，伯里克利的内外政策是以为雅典人谋福利为根本出发点的，而雅典人的团结是他们分享现有成果的保障。同时，他对于民主制的某些弊端提出尖锐的批评，而对于统治阶级内部所达成的和解则深表赞同和支持。他在评述公元前411年 “四百人”政府被政变者取代这一历史事件时，写道：“在这种新宪法实施的初期，雅典人似乎有了一个未曾有过的最好的政府，至少在我的时代是这样的。因为它使得少数的上层阶级和多数的下层阶级之间的斗争得到适当的和解，这种和解首先使国家在历经劫难之后，能够重新振作起来。”（VIII. 97）可见，一方面，他认识到这场战争事关雅典人的荣辱和命运，按他对人性的理解，战争的爆发就是一场“悲剧”上演的开始，悲剧的主角自然是雅典人；另一方面，他又竭尽所能为雅典的内外政策做辩解。他在著作中援引和编写大量演说词的做法，恐怕不宜简单地归之于时代风尚的影响。

自古典时代起，修昔底德即被看成客观历史学的楷模。他对历史记载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孜孜不倦的追求，被视为历史学家的表率。19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学者一直推崇其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精神，有学者说他“从不党同伐异；如果不是他自己经常提及‘雅典人修昔底德’的话，天真的读者有时会弄不清他是哪国人士”。[54]的确，修昔底德以其特有的冷静的史笔，寓褒贬于叙事，但他不可能是一位超时代、超阶级的客观主义者。修昔底德在很多场合是通过历史人物的对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的。如战争爆发前雅典人在斯巴达的发言（I. 73—78），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关于米提列涅人的命运的辩论（III. 37—48），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V. 85—113），等等。贯穿于这些演说词的一个中心思想是：雅典人是足够强大的，是有资格统驭臣属诸邦的，而弱者屈从于强者是天经地义的。[55]而修昔底德在追述雅典帝国形成时，竟然认为雅典人逐个剥夺原提洛同盟诸邦的主权，也是由于“同盟者自己的过失”（I. 98—99）。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奴隶主阶级的强盗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