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2/6页）

伯雍暗自思忖半天，究竟没有法子，除了脱然舍去，另谋别计，才能把这劳苦多收益少的勾当抛开。但是北京的社会，是怎个现状！伯雍一个穷书生，到哪里去能成呢？除了当教习和新闻记者，自有一定行市外，要打算谋个较好的事，非有绝大奥援113，当然是徒劳无益。若说当教习去，和新闻记者有什么分别呢？都是用脑筋赚有数的钱，再说教习所受的气，更大了，差不多失了人格。伯雍更不愿意去做，没法子，还得归歆仁那条道。暗道：“大丈夫有的是一腔心血，谁教穷呢。不必善价而沽，有买的就卖吧。”当下伯雍和歆仁道：“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于教育学，我也不算外行，自问不至出笑话，只是他们打算几时开办呢？如果他们真邀我去，我好预备材料。”歆仁说：“大概这几天就要办。他们已然催了我好几回，你既愿担任时，我告诉他们，当然没有问题。同时他们还要办一份教育画报。你听话吧，明天准有头绪。”

次日，歆仁果把伯雍请过来说：“事情成了。这两天他们要跟你接洽接洽，好在这事跟你的时间不冲突，一个月报，不必天天在那里，自要每月有东西，也就成了。”伯雍说：“我明天去吧，到那里找谁呢？”歆仁说：“中学科小学科两科长，都是我的朋友。总务科科长，跟我更是莫逆。所长呢，不用说了，我们是老世交，但是你不过是他们另雇的编辑，算是衙门以外的人，不是所员。你不必见所长，到那里只见总务科长就成了。他必然告诉你一切，或者他能引你见见所长，但是所长很忙，不定能见不能，你只和总务科科长见见，也就是了。”歆仁科长所长的闹了一大阵，伯雍听得脑袋都昏了，并且他言语之间，表示他们都是官，尊贵极了，以伯雍现在地位，不过是个平民，得见他们，应当引为荣幸，所以说得这样郑重。在伯雍已然是受不了，连忙问他说：“这位总务科长大人姓什么叫什么呢？”歆仁说：“你连他都不认得！他是教育机关很有名的人，在教育部里走得很红，现在的教育公所简直是他的天下。你怎不知道呢？可见你太不留心时事了。”伯雍说：“我实在太不留心，竟务外了。外国的著名教育家，我多少还知道两个。怎么北京有这样教育大家，我会不知道呢？太该杀了。此公尊姓高名呢？”歆仁说：“大名鼎鼎的邹昌运，你不知道吗？”伯雍说：“邹先生。这我就不能忘了。你办公吧，明天我便去拜会这位先生。”晚上完了事，伯雍染了夜游子114的习惯，仍和子玖凤兮到外边跑跑。

次日吃了早饭，伯雍雇车进城。到了西单牌楼，进了一条大胡同，便是教育公所。路北大门俨然是第二教育部，大门两旁贴着许多牌示，伯雍无心去看，付了车钱，进了大门，取出一张名片，走到传达处，见里面几个听差的，正在那里说笑话，仿佛没有看见伯雍，连睬也不睬，皆因他们看伯雍那样子，至大不过是个小学教员。这里专门管他们的，所以这些听差的借着教育公所的派头，也仿佛比小学教员大着好几级。半天没人问，伯雍没法子，只得说道：“诸位辛苦！我要拜会你们总务科长。”只见慢慢地起来一个年纪较长的，把伯雍上下看了一眼，接了他的名片，说：“这边来。”伯雍跟着那人到了一间应接室，当地放着一张长方桌，铺着白布，两旁放着几把椅子。那人说：“在此等着吧。”拿了伯雍名片，进了垂头门，往里院去了。待了半天，忽听窗外咳嗽两声，声音又尖又锐，方才那个听差的，把帘子一打，进来一人，年约四十来岁，细高身材，可是有点水蛇腰。他的脸也很长，微微有几根黄胡子。见了伯雍，一点头，微微一笑，牙全露出来了。他的笑却不自然，是假做出来的。既而问伯雍说：“阁下是歆仁先生荐来的吗？”伯雍说：“不错。阁下是邹先生？”那人说：“承问。兄弟便是此处总务科长，久仰老兄文名，从此要多帮我们的忙。”伯雍说：“兄弟的学业，荒疏久了，以后还望多多指教！”伯雍自称兄弟，邹科长似乎有点不愿意，却也无可如何。此时伯雍又问道：“贵杂志几时出版呢？内容如何？不妨大家研究研究。”邹科长道：“大体已然筹备好了，但是本科长还不接头，将来这事由社会教育科主办。这样吧，阁下跟我见见我们社会教育科科长，他都明白的，完了再见见所长。大概所长关于此事还有主张，阁下既充编辑人，也不可不与所长接头。”伯雍说：“也好。”当下邹科长把伯雍引到里院，却是五间大厅，东西各有五间厢房，都带廊子，东北犄角另有一个小月洞门，却是东跨院。邹科长把伯雍引到跨院里，另有三间小正房，邹科长说：“将来这里就是编辑部。”说着，同伯雍进去，里面还没收拾好，堆着许多政府公报和种种被灰尘蒙着的案卷。幸喜有几把椅子，还能坐一坐。这时邹科长说：“请先在此候一候，我去请社会教育科科长去。”说着去了。

半日工夫，只见邹科长同着一位老先生进来了，只见这位先生，童颜鹤发，身体十分肥硕，所着衣履，还是前清翰林的样子，不过仅仅短了一条小辫。这位先生倒是北京土著，也算有名的书家。前清时代，不知在哪衙门当过差，也挣了几个钱，但是他的钱，多一半由写字挣来的。他六七十岁的人了，当然不知什么叫新学问，旧学问也很有限，不过他却很好联络，他是在家里坐不住的人。他虽然有钱，却舍不得花，仍然是在社会上活动，每月总得有五六百元进门，他才喜欢。也幸亏他身体结实，天天在外面去联络，他所联络的人，第一是南纸店管事的，第二是古玩行，第三是官僚，他有这三项人替他做声援，所以他在绅士里是最有名望的，也似乎深通社会情形。论理，他没有资格入教育机关当科长，但是有许多人都说他长于社会教育，所以他能当教育公所的社会教育科科长。他每日上下衙门，不坐人力车，也不坐马车。他说人力车不是人坐的，拉车的也是人，不忍教他们拉着走。他的心有多们慈善哪！但是他总不想北京若没人坐人力车，好几十万人就都得饿死了。他虽然极力想研究社会教育，设立几处宣讲所、阅报处，他却不懂得什么叫社会问题。他就知道不坐人力车，便算对得起苦同胞，不曾拿他们当牛马。他看着马车费用太大，而且过于时髦，所以也不肯置一辆。他每日仍坐他那辆老骡子车，不知道的，都说他是个大夫，或者是个看风水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