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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拿起了柜台上的那张《费城公众纪事报》，在属于帮派的桌子前坐下来，那是旅馆里非常靠前的位置，就在前面窗户边上的一角，许多甲壳虫在旁边的水池里游动。阿尔看了看头版，上面说胡佛总统打算在圣诞节招待一些新闻人物。他翻到了体育版。

“你好。”一个声音响起，是长耳朵。

“哦，你好，长耳朵。”阿尔回应。

“再来两杯？上好的烤肉，来点儿吗？咖啡？”长耳朵问。

“不要，”阿尔对他说，“给我看看菜单。”

“看菜单干吗？”长耳朵又问，“你可以看看报纸。”

“混蛋！在我把你的心挖出来之前，把菜单拿给我。”

“好吧好吧，”长耳朵跑开了，回来时拿着一本菜单，他把菜单放在阿尔的右手上。“给你。”

“你这个家伙从哪儿来，你是犹太人？难道他们没有告诉你今天是圣诞节吗？还是你来的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圣诞节？说吧，你到底从哪儿来的，我的宝贝？”

“那是我的事。”长耳朵回答，“火鸡做好了。你要一些吗？我刚才还以为你要吃早饭呢。”

“今天是圣诞节，你这个长耳朵。”阿尔大声吼道。

“是的，我明白，”长耳朵相对平静地回答，“你到底要点什么？还是我要在这里等上一天，直到你把要点的菜名一个个拼写出来？”

“你真聪明，贝莎。”阿尔终于开始点菜了，“我要一份1.5美元的套餐。”

“什么汤？”

“我不要汤。”阿尔回答。

“汤包含在套餐里，你不用另外付钱。我给你拿番茄奶酪。刚才我看见主厨在分汤。”他在阿尔伸手要打他的时候跳开了，笑着走进厨房。

阿尔开始看报纸。总有些无业游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打架斗殴，每次拿起报纸，翻到“社会治安”专栏，总能看到有关法戈人寻衅滋事的报道。这伙人可能是当地的打手，也可能只是冒充法戈人的名号，不是土生土长的法戈人。这就像上届吉布斯维尔足球队，尽管每个成员都是地道的美国人，但是他们在来这里踢球之前根本就没听说过吉布斯维尔的名字。这些人说话的腔调都像“蛇眼”奥尼尔，他来自泽西市，也是帮派中人。阿尔琢磨着法戈在印第安纳州什么位置，但他知道应该过了芝加哥。法戈市有一个好小伙，他叫佩特若勒，比利·佩特若勒，是法戈快递公司的。但是剩下的那些人啊！上帝啊，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啊。他在想，法戈聚集了那么多的打手，那里还有天使吗？也许查雷知道，他一般总能解开阿尔心中的疑惑。

查雷事先说他4点钟之后才会过来。他要和妻儿共度佳节。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阿尔不太愿意想起安妮·查雷，不过她的孩子很漂亮，6岁了，胖胖的，看起来很健康。他长得不像查雷，现在看起来倒很像安妮。安妮很胖，看上去非常健康，有着大部分波兰佬的金发碧眼。查雷已经不爱她了，阿尔知道。查雷喜欢的是海琳·霍尔曼。她是和利比·霍尔曼一样专唱伤感情歌的女歌手，现在在“驿站马车”做主唱歌手。查雷确实非常喜欢海琳，虽然他还是会到处拈花惹草，但是阿尔知道海琳才是他真正在乎的人；而且海琳也真心喜欢他，这段恋情改善了她的生活处境，因为只要查雷喜欢她，别人就再也不会瞧不起她。即使有这个因素的存在，阿尔明白海琳对查雷还是真心实意的。她对他也确实温柔体贴，如果查雷显得比平常容易相处，那就说明他刚和海琳共度了美好时光。今晚，或者明天，等查雷出现在“阿波罗”时，他可能会情绪不佳，这就是安妮带来的后果。不论何时何地他和海琳在一块，他总是非常愉快。尽管如此，阿尔知道查雷决不会和海琳一起庆祝圣诞节，他是个有强烈家庭意识的男人。不管怎样，今天是一年当中他唯一会和孩子呆在一起的日子。

“这是您点的早餐。”长耳朵说话了。

阿尔看了看蓝色的碟子，“这份1美元50美分的火鸡不够分量。”

“怎么了，格里科先生？太少了吗？”长耳朵问道。“少？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想说的是，能给我来些胸脯肉吗？付了1美元50美分要一份火鸡，我要的是鸡胸肉。不是他妈的这些黑不溜秋的东西。”

“要我收回去吗？”

“那还用说，赶快拿走。”阿尔回答，“不，等一会。该死的肉，还有你这个该死的家伙。你们还要花好几个小时才能做好，对吗？”

“是的，格里科先生。今天是圣诞节。一分钟之前你自己刚说的。”

“吝啬鬼，懒蛋。”阿尔骂着。长耳朵假装没有听见，转过身去抹桌布，不过他一直用眼角观察着阿尔，当阿尔打算抓住他的手腕时，他轻松地溜掉了。他强忍着笑走回柜台。

如果能起来的话，阿尔一般在这个时间吃早饭。早餐他通常吃鸡蛋和烤肉，然后在晚上7点左右吃点小牛排之类的东西，一般来说午夜过后他才开始自己的大餐——一块厚厚的牛排，加上煮过的土豆，一个派，外加几杯咖啡。穿上厚底鞋后，他大概身高5.6英尺；把西装的分量也算上，他有130磅左右。跟随查雷已经4年多了，在这几年里，他的饮食非常规律，因此没有发福的迹象，还保持着以前的样子。他骨架很小，不管怎么看都是一个瘦小的男人。他出生在吉布斯维尔，是一对意大利夫妇的后代。父亲是个杂工，供养着6个孩子，阿尔是老三。阿尔的名字原本不是这个，也不姓格里科。他的真名是安东尼·约瑟夫·穆拉斯科，或者托尼·穆拉斯科，直到18岁他才改了姓名。14岁的时候，由于殴打修女，他被赶出了教会学校；后来他卖过报纸，偷过东西，在普尔弹子球场干过勤杂工，期间因为在一家爱尔兰教堂偷慈善箱里的钱蹲过一年监狱。他经常光顾监狱，有一次是涉嫌假报警（他坦白交代了）；有一次是被告企图强奸（那个女孩只能断定6名嫌疑犯中的两名）；有一次是被告撕毁运货车上的封条（铁路警察答应了阿尔父亲的恳求，而且他们已经充分证实了另外4个犯事小男孩的罪行，出于对老人的同情，他们没有起诉阿尔）；有一次被控在一家普尔弹子球室斗殴，刺伤了同事（没人能够证明这件事是阿尔干的，甚至那个伤者也没有证据；更何况只是个小伤）。

18岁那年他进了乡村监狱，从此改名为阿尔·格里科。那个时候他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职业拳击手，尽管染上了淋病，他还是师从了帕基·麦克格文，他是吉布斯维尔顶尖的拳击高手，而且是唯一的一个拳击提倡者。帕基告诉阿尔，说他是一个天生的拳击手，有一颗真正属于拳击的心，还说淋病其实就跟重感冒一样，没什么可怕的。他让阿尔远离了女人、酒精、香烟，还让他做了很多击袋练习。他向阿尔演示如何保持肘部不动，怎样让右脚保持合适的姿势，这样脚不用往后跨，就可以让身体退后。这就是所谓步法。他示范给阿尔如何用手套刮伤对手的眼睛，怎么巧用拇指，以及怎么用头撞人。他还告诫阿尔，千万不要在还没有把铝质牙托打出凹痕的情况下，随便参加拳击比赛。铝制牙托可以用来躲避违规的袭击；你不知道何时可以要求判定犯规，并且适时闪避；况且，如果牙托没有凹痕，没有哪家俱乐部的医师会同意宣战。安东尼·穆拉斯科，那个时候还只是个强壮的小伙子，在麦克格文大厅参加了一场初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