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第4/9页）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这哥们也相当异类呢。”木樽指着我说，“他是芦屋出身，却说一口东京话。”

“他这种情况不是挺常见的吗？至少比反过来的多呀。”

“喂喂，你这是文化歧视噢。所谓文化，不应该是等值的吗？东京方言凭什么就应该比关西话高贵呀？”

“我告诉你，它们也许是等值的，但是，明治维新以来，东京话就成了日本语的标准语了。其证据就是，塞林格的《弗兰妮与祖伊》（Franny and Zooey）的关西腔翻译并没有出版，对吧？”

“出版的话，我肯定买。”木樽说。

我可能也会买的，但是我没吭声。这种时候，最好还是少说话。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般社会常识，就是这样的。难道明君的脑子里只有乖僻的偏见（bias）吗？”

“乖僻的偏见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倒是觉得，文化歧视才是更有害的偏见呢。”木樽反唇相讥。

栗谷惠理佳聪明地变换了话题，以免继续抬杠下去。

“我参加的网球同好会里有一个芦屋来的女孩子。”她对我说道，“她叫樱井瑛子。你认识她吗？”

“认识。”我答道。樱井瑛子，是个身材细高的女孩子，长着个与众不同的鼻头。父亲经营着一个很大的高尔夫球场。她给我感觉特别矫揉造作，性格也不太好，而且胸脯平坦。只不过网球一直打得不错，经常参加比赛。可以的话，我不想再见到她。

“这个家伙人不错，可是呢，现在没有女朋友。”木樽对栗谷惠理佳说。他说的正是我。“长得虽然一般般，但很有教养，还挺有头脑，比我强多了。懂得也特别多，喜欢看那些深奥的书。他这个人，一看就是那种健康小伙，身体肯定不会有啥毛病的。总之我觉得他是个前途远大的好青年。”

“这好办。我们俱乐部里也新来了几个很可爱的女孩子，我可以介绍给他认识认识。”

栗谷惠理佳说道。

“不用不用，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你能不能和这家伙交往一下啊？我是个浪人，做你的伴侣觉着有点吃力。我这么说，你可能不爱听，我的意思是，这个家伙，应该可以成为你的好伴侣，这样我也能放心了。”

“能放心了，是什么意思呢？”栗谷惠理佳问道。

“就是说吧，我了解你们俩，比起你和那些不知来路的男人交往，当然你和他我更放心啦。是吧？”

栗谷惠理佳眯起眼睛，仿佛在细看一幅远近距离不太成比例的绘画一般，目不转睛地盯着木樽的面孔。然后缓缓开口说道：“就因为这个，你希望我和这位谷村君交往吗？因为他是个很不错的人，所以明君很认真地提出要我们像恋人那样交往，是这样吗？”

“这也不算是个坏主意吧。难道说，你已经有其他男人了吗？”

“没有啊。说什么呢。”栗谷惠理佳平静地回答。

“那就和他交往一下，不是挺好吗。就像进行文化交流那样。”

“文化交流？”栗谷惠理佳重复道，然后看了看我。

现在无论我说什么都不会有好果子吃，所以一直缄口不言。我手里拿着咖啡小勺，仔细欣赏着小勺柄上的图案，就像鉴定埃及古墓出土文物的博物馆馆员一样。

“你所谓的文化交流是怎么一回事？”她问木樽。

“就是说吧，从稍微不同的视角去接触一下，对于咱俩也不是什么坏事……”

“不同的视角，就是你所谓的文化交流？”

“所以吧，我的意思是说……”

“不用说了。”栗谷惠理佳打断他的话，断然说道。如果面前有支铅笔的话，保不齐她会掰成两截的。“既然明君这么说了，那么我就进行一下这个文化交流吧。”

她喝了一口红茶，然后把咖啡杯放回碟子上，转过身来，面对我微笑着说：“那么，谷村君，既然明君都这么提议了，什么时候咱俩就约会约会吧。这事多美好啊。约在哪天好呢？”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在关键的时候说不出话来是我的一个老毛病了。即便住所变换，语言改了，这个根本问题总也解决不了。

栗谷惠理佳从包里拿出一个红色皮面笔记本，翻开看了看时间安排：“这个周六，你有空吗？”

“周六没有什么安排。”

“那就定在这个周六了。那咱们去哪儿呢？”

“这家伙爱看电影。有朝一日给电影写剧本是他的梦想。还参加了剧本研究会呢。”木樽对栗谷惠理佳说。

“那咱们就去看电影吧。你想看什么电影啊？我特别害怕看恐怖片，除了恐怖片之外，什么电影我都可以跟你一起看。”

“这家伙吧，胆子特别特别小。”这回木樽又对我说道，“小时候，我们俩去后乐园的空房子里玩的时候，虽然和我拉着手，可是她……”

“看完电影，咱们去吃饭吧。”栗谷惠理佳打断木樽的话，对我说道。然后在纸片上写下她的电话号码递给了我。“这是我家的电话号码。见面地点和时间什么的，你定下来后告诉我，好吗？”

那时候由于我没有电话（请各位理解，这可是手机连影子还没有的时代），就把打工的店里的电话给了她。然后我看了看手表，用尽量开朗的声音说道：“抱歉，我得先走一步了。今天要赶写一份小论文，明天要交的。”

“不就是小论文吗，着什么急啊。好不容易三个人见个面，再多待一会儿不行吗？这附近有特别好吃的荞麦面店呢。”

栗谷惠理佳没有表态，我把自己那份咖啡钱放在桌子上，说：“是一篇很重要的小论文。很抱歉。”其实根本没有那么重要。

“明天或后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对栗谷惠理佳说。

“我等你电话。”她说完，朝我嫣然一笑，那笑容美丽无比。在我看来，美得不像是真人的微笑似的。

我丢下二人，走出咖啡店，朝车站走去，一边走一边问自己：“我到底在这里干什么呢？”某件事情一旦定下来之后，我常常会陷入为什么要这样决定的纠结，这一点也是我的老毛病之一。

那个星期六，我在涩谷车站和栗谷惠理佳见了面，一起看了以纽约为舞台的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影片。这是因为上次见到她时，感觉她可能会喜欢伍迪·艾伦那类的电影。而且我估计，木樽应该不大会带她来看这样的电影。幸运的是，电影很好看，走出电影院时，我们俩都很愉快。

我们在夕阳映照下的街道上漫步之后，走进了一家位于樱丘的小型意大利餐厅，要了匹萨，喝了基安蒂酒。这是一家非常平民的价格适中的店。灯光暗下来后，餐桌上点燃了蜡烛。（当时的意大利餐厅都是点蜡烛的。餐桌的桌布是格子布的。）我们俩聊了很多。犹如大学二年级学生第一次约会时（大概可以叫做约会吧）那样。聊的是关于刚才看的电影内容、自己的大学生活、兴趣爱好等等。比预想的聊得投机，她好几次出声大笑起来。不是我自吹，本人似乎具有非常自然地逗女孩子发笑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