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摩天大楼与分租宿舍（第4/4页）
我们现在回到了起点，山脚下的入口处，洗刷棚里满是女人和姑娘，一排公厕里满是小孩。贫民区生活在外面，在宽敞的主街道上，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贫民区生活也如同一幅田园牧歌景象，证明了某种可能性。
湿婆军的人送我们到公共汽车站。从那里看，小山又显得很小了，各式各样的屋顶，似乎一路盖下山来。技师说，聚居区已经满员了，他们不接受新来的人。非常偶然地，有时会有人离开，他的窝棚则可卖给外来人，时价大约是四千卢比，合四百美元。贵是贵点，但这个地段地处中央，聚居区里还提供各种服务。
中午的太阳灼热难耐，星期天空荡荡的街道微微发亮。公共汽车似乎总也不来，最后，一辆红色孟买双层巴士拖着热腾腾的褐色烟雾来了，其金属面的下部油腻腻的，满是灰尘，还有深深的水平划痕，奇怪的撞伤就好像被揉皱后又被抹平的锡箔。
回程经过分租宿舍，我们红色的公共汽车混在它越来越多的冒烟的同伴中，主路黑了，人行道活跃起来，电影海报提供着关于丰满女人与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的幻想，商业大楼凌乱的、阳光照耀着的临街一面挂上了许多亮丽的招牌，经过工厂和烟囱，在充斥了更加都市化的广告（“极品黄油”）的城市高速路上奔跑，奔向摩天大楼和大海，那是在山腰上看到的白色高楼林立的孟买，而山腰似乎已远在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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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在其中一座大楼高层举行的晚宴上，一个对许多事都满腔激愤的记者（他不愿在新闻审查期间写作，所以所有内容皆出于言论）谈到了身份认同的话题。他说，“印度”如今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汇。他三十多岁，是独立后的一代人，已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也不再认识印度教神祇了。他的祖母参观卡杰拉赫或其他一些著名寺庙时能立即融入她所见到的景象，不需别人告诉她雕像的意义。记者则像个游客，他看到的仅仅是一座建筑博物馆。他失去了开启信仰与感受的整个世界的钥匙，他与他的传统之间被切断了联系。
开始，由于我早上的那一番短游，这场关于身份认同的谈话似乎只是臆想和自恋。孟买毕竟就是孟买，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怎么来的，为何而来，从何处来。然而后来我觉得我对记者的判断存在失误。他的话并非发自臆想，他的痛苦是真实的。
“从前……”记者说，打断了餐桌上杂乱的交谈（一个女人毫无缘由地提到福楼拜，只为把他贬成一个不重要的作家；一个晕头晕脑、年纪轻轻却已发福的广告商突然活跃起来，同样无端地研究起能否将克什米尔那些有节制的乐子“卖”给波斯湾被太阳烤得干巴巴的阿拉伯人的问题）—从前，记者说，印度村庄自给自足、秩序井然。公牛牵犁，母牛供奶，这些动物的粪便滋养着土地，丰收后大量的秸秆被用来喂养牲畜、铺盖屋顶。那曾经是段好日子。但自给自足的状况没有延续，因为不久之后人口激增。“这不是件容易说的事情，”记者说，“但就是在那里，对个体的善意可以成为对族群的残忍。”
这句话解释了他的激愤。他思想中的印度是一个无法调和的印度。他眼中的印度看似广大，却只适应个人的需求——不管印度的大众，仅仅满足自己成为印度人、从属于一个拥有辉煌历史的泱泱大国的需要。这位记者是不可靠的。作为一个印度人，他并没有牢固地将印度视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国家，一个能将数百万正在侵蚀城市的人纳入其中的国家。
尽管他是一个经济学家，游历广泛，擅长以发展和变化的眼光考虑问题，但在这位记者那里，印度的身份认同并没有发展和变化，而是固定的，是对他自身背景的理想化处理，是他感到刚刚失落的那段过去。和认同相关的是一套信仰与仪式，对神祇的了解，一种礼法，一个完整的文明。失落了过去就意味着失落了这个文明，失落了印度最基本的理念，对一个持民族主义思想的人来说，也就失落了行动的动机。这就是许多印度人所说的无目的感的一个方面，也是他们之所以怀念甘地时代的一个原因，那时印度理念是真实的，似乎充满了承诺，“道德问题”也是清晰的。
但这是中产阶级的负担，是被自身民族主义（在屈服的时代过去后）要求具有这类印度理念的人的负担。往下走，在城市的分租宿舍和占地者聚居区里，在被剥夺权利者中，需求则更为基本：食物、栖居之所、水以及公共厕所。身份认同在那里不成为问题，而是一种发现。湿婆军里的年轻人用他们简单的政策和英雄偶像（变成了战神的十七世纪武士族长湿婆吉，以及如今只有其神圣性堪称“不可接触”的二十世纪的安贝卡博士）正在实现身份认同。对湿婆军与他们所领导的民众来说，这个世界是新的，他们觉得自己站在事物的起点：不被接纳的人首次对他们的土地提出新的主张，在混乱喧嚣中形成了社群哲学和自助哲学。对他们来说，历史已死，他们把它留在了身后的村子里。
在城市里，他们的数量每天都在增长。尽管孟买已满，尽管许多像墓地上方小山上那样的占地者聚居区已经宣布关闭，他们还是每天都从乡村—这个不为人知、不为人识的印度—里走出来。
①印度和尼泊尔的一种文字，用来书写印地语、梵语、尼泊尔语、孟加拉语等语言。
②安贝卡博士（Dr. Ambedkar，1891－1956），出生于马哈拉施特拉的贱民家庭，曾去美、英、德留学，回国后从政，因受高级种姓者的歧视，转行成律师和教师。不久成为印度杰出的政治家和贱民领袖，创办代表贱民的刊物，并在立法会议中为贱民争得特别代表权。1947 年任印度政府司法部长。1956年他宣布改信佛教，大批“不可接触者”响应号召放弃印度教信仰而皈依佛教。
③印度西南部港口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