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摩天大楼与分租宿舍（第2/4页）

宿舍群一般四五层高，每层布局都是一样的：单个房间面向中间走廊，后面是公共厕所和“各种设施”。印度人的家庭关系错综复杂，可能八个人住一间屋子；屋子的“角落”或者地板上的空地还可能用来出租，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圣彼得堡一样；人可以轮流睡觉。一间宿舍房间只是一个基地，宿舍生活是在开放空间里进行的，如在宿舍之间的空地上，在人行道上，在大街上。同一群人在较冷的气候中可以减少压迫感，可以分散些，还可以相分隔。但在孟买，这群人根本不可能分散。

不过，这样的宿舍还提供了一些设施。想成为一间宿舍的住户必须有确定地位。但在这个区域的边角缝隙中，总存在（就像整个印度也总是存在）其他更低等级的居住水准，在那样的地方，没有屋子的人只好自己给自己造。他们建立了占地而居者的聚居区，被剥夺权利者的殖民地。他们也像宿舍居民一样做了很多。在过去的十年里，由于零零星星的历史已经简化为传说，印度教体系已崩溃，他们实际发展出了一种新宗教，他们称自己加入了一支“军队”，湿婆军。“湿婆”不是湿婆神，而是十七世纪马拉地游击队的领导人湿婆吉，他挑战莫卧儿帝国，为孟买地区的马拉地人创立了一个长达一个世纪的政权。

马拉地人的政权大半毁于十八世纪印度的混乱动荡，这给了英国人一个轻易征服的帝国。但在孟买，人们从不议论此事。湿婆吉如今已经被神圣化，几乎是宿舍居民敬奉的战神。湿婆军表达了其教义，即把对物质荣耀的梦想转变为一种归属感，给无处可去者一点人类可能的理想。通过湿婆军所表达的这一宗教具有一定的力量。在泰姬陵饭店外新立起了一座骑马人像，他的目光越过印度门朝向大海，这就是湿婆吉。它象征湿婆军的力量，象征宿舍、人行道及占地者聚居区的力量，象征“紧急状态”宣布后才开始控制大街的街道住民的力量。盂买的商店招牌如果不是以两种语言写就，就一定会把它们的英文名字或称号音译为印度天城体①。这是湿婆军下令在一夜之间改成的，湿婆军的号召比任何政府法令都更有效。

湿婆军非常排外。他们说马拉地所在的这个马哈拉施特拉邦是马哈拉施特拉人的，还赢得了政府的妥协，规定百分之八十的工作机会应属于马哈拉施特拉人。地方政府认为，只要在孟买或马哈拉施特拉邦住满十五年就应被视为马哈拉施特拉人。但湿婆军却表示反对——只有父母是马哈拉施特拉人的才是马哈拉施特拉人。由于他们的排外，由于他们早年曾在孟买处决了几个南印度移民，也由于他们领导人的戏剧性（其领导人是个失败的漫画家，据说崇拜希特勒），湿婆军常被形容为“法西斯”。

但这只是个简化的外来词语。湿婆军自有其印度式前身。在早期，甘地发动独立运动前的时代，这一地区就存在着湿婆吉崇拜，独立后，大量“不可接触者”改宗佛教。对骄傲、不参与、重新整合的宣扬，就是这类运动在被剥夺与被侮辱者之中开展的形式。

而湿婆军是属于今天的，如同它属于印度、独立后的印度，并属于工业化的孟买。同最近印度的其他运动相比，湿婆军比其中大部分都更正面，比如它绝对比现在被查禁的“安宁之途”积极，“安宁之途”鼓吹种姓、印度教灵性，以及通过暴力获得权力，所有这些与仪式性杀戮、伤害及同性恋（他们往往会说服有魅力的新成员相信自己前世是女儿身）纠缠在一起—尽管如此，湿婆军还是与其他运动一样主张不参与，不是不参与印度，而是不参与印度教体系，因为印度教最终已无法适应今天的形势，即工业化的孟买的形势。湿婆军是印度教体系重新发挥效力的一部分。人们不接受混乱；他们不断寻求再造世界；他们向外寻找能够被接受、同时也能适应他们需求的理念。

我们在星期天早上去了宿舍区的占地居民聚居区。外出到特定地点搭乘公共汽车，然后仍坐公共汽车。我有幸有位好导游。他是印度很少见的那种人，绝不仅仅因为他的职业是工程师。在他那里，专业技术和一个古老文明的雅量同时得到体现，他有哲学风格的头脑，他对国家状况洞察清晰，其关切又不是感性化的，对人则用以人为“人”的非印度教方式全心接受。

但他毕竟是工程师，而且比较实际，他看不出重建孟买、推倒分租宿舍和贫民区、重新安置工人的必要性。印度并没有这样的资源。都市化的未来已经到来，它就在那些贫民区、那些自发形成的社区里。权力部门可以增加或改善的，无非是服务、规章、治安。实际上，贫民区可被规划。只有这样城市贫民才能被吸纳进来。但贫民应被全部吸纳的见解在孟买并没有被全盘接受。在规划双子城时曾有一条计划，要给穷人三十平方米的建筑用地，这遭到了中产阶级人士的反对，他们有其社会理由（他们不想离穷人太近）和道德理由（穷人会卖了用地以获利，在以这样不道德的手段获利后，他们还会住在习惯居住的街上）。

工程师是孟买人，但不是马哈拉施特拉人，所以很难成为湿婆军的一名同情者。他能够在工厂区的占地居民中生活一个星期，每天早晨与他们一起排队等候打水、使用公厕，纯粹是出于他对解决城市贫民住宿问题的兴趣。他已经发现了一些简单而重要的事。公共洗涤区域是必需的，女人们会花很长时间洗衣服（因为衣服可能非常少）。私家厕所则不可实现。公共厕所（也许由市政当局提供）可以立即改善卫生状况，尽管孩子们仍然总是使用空地。

不过最重要的是发现了湿婆军控制的程度和特点。占地居民的聚居区，那种由泥、锡罐、瓦片和旧木板搭成的低矮棚户，可能会是在城市空地上任意移动的人类废墟，现在则有机会被紧密地组织一番。工程师暂居的聚居区，以及我们早上去的那里，到处是湿婆军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像推行湿婆军政策一样热忱推动市政当局的自律规定，产业工人开始在他们的居住地要求实行类似工厂车间里的纪律。

湿婆军中产阶级的领导人可能会大谈战争的荣光或政治权力之梦。但在较低以及较为绝望的级别上，湿婆军又是不一样的：对社群的渴望，自助的理想，弃绝“弃绝”的人。“我爱城市生活。”甘地早年曾说，城市自律是甘地主义的主题之一，而印度却未能把它和宗教与独立运动联系起来，所以也没人追问这个问题。独立、工业革命和人口压力已经令城市需要这个课题迫在眉睫，现在则有湿婆军（像他们从前所做的一样）将城市需要仪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