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第4/10页）

泰德和格丽塔在维多利亚医院的候诊室里坐着。泰德注意到一扇彩色玻璃窗上有女王的画像，坏脾气的老寡妇，像个圣人，可是多么叫人失望啊。对手，他想，这是另一家医院里圣约瑟石膏像的对手。那尊石膏像伸出双臂，好像随时会倒在你身上似的。他想告诉弗朗西丝，两个一样坏。每当遇到好笑或令人气愤的事（很多事既好笑又令人气愤，好笑的同时又令人气愤），他都想告诉弗朗西丝。这似乎能给他带来满足，就像给编辑写信可以让一些人感到满足一样。

泰德想给弗朗西丝打个电话，不是要说维多利亚女王的事，现在不行，而是想让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告诉她自己在伦敦了。见面的时间他也没来得及说，周三晚上不能见面了。本来想事后再告诉她的，完事以后再说。可是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一切都变了。他不能在这儿给弗朗西丝打电话，因为候诊室里电话的位置太显眼了。

格丽塔说看到一家自助餐厅，或者说看到了餐厅的指示牌。已经九点多了，他们还一口晚饭也没吃。

“你得吃东西。”格丽塔说。不是对泰德说的，而是出于常识随口说出的。此刻她也许想说芬兰语，她和泰德不说芬兰语。泰德小的时候，家里人坚持说英语，但芬兰语他只知道几个词。格丽塔家则恰恰相反。在汉拉蒂镇，没有人和她说芬兰语，这让她很烦恼。电话费是他们家一项主要的奢侈性支出，因为泰德觉得不能反对格丽塔和母亲、姐妹们没完没了地聊天。虽然她们的通话听起来很无聊，但是显然能给格丽塔带来活力。

两个人拿了火腿、奶酪三明治和咖啡，格丽塔还拿了一块葡萄干馅饼。她的手在上面停了一下才拿起来的，也许只是犹豫该拿哪一种，也许是心有愧疚：自己竟然在这个时候吃馅饼，而且是在丈夫面前。他们坐下来以后，泰德想，现在应该离开一下，回候诊室给弗朗西丝打个电话。

格丽塔在虔诚地、也许是满怀希望地吃东西，泰德盯着她宽宽的、苍白的脸和浅色的眼睛。格丽塔吃东西是为了压住自己的恐慌，就像泰德想到维多利亚女王和圣约瑟一样。泰德正要起身离开的时候，忽然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个念头：如果他去给弗朗西丝打电话，他的儿子就会死；而不给弗朗西丝打电话，甚至想都不想她，把她驱逐出自己的生活，就会增加鲍比活命的可能，阻止他的死亡。这都是些什么话！迷信。泰德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有这种想法，可是又停不下来，忍不住要这么想。要是更糟呢？要是下一个冒上来的念头就是那样无理的交易该怎么办？信上帝，路德派的上帝，答应回到教会，立刻答应，马上，那样鲍比就不会死。放弃弗朗西丝，永远放弃她，鲍比就不会死。

放弃弗朗西丝。

一边是道德有污点的弗朗西丝，一边是受伤的孩子，可怜的、被压坏了的孩子——这样看问题是多么愚蠢、不公，又是多么省力。鲍比曾睁开眼睛，用眼神向他提出一个天真的请求：保住他十二岁的生命。无辜与堕落，鲍比与弗朗西丝，如此简化的逻辑，多么荒谬！让人挥之不去的胡说八道。

鲍比死了。他的肋骨断了，刺破了一片肺。令医生们不解的是，他居然坚持了这么久。但还是在十二点之前死了。

很久以后，泰德把这些告诉了弗朗西丝。不仅包括他关于女王的愚蠢联想、自助餐厅的那顿饭，还有他本来想给她打电话，后来为什么又没打，以及他关于交易的想象，一切都告诉了她。他跟弗朗西丝说这些并不是坦白什么，而是觉得有意思，说明即使最有理性的人也会故态复萌，奴颜婢膝。泰德没想到这些话会让弗朗西丝不高兴，因为他毕竟做出了完全有利于她的决定。

弗朗西丝一个人在储藏室待了一会儿，穿上衣服，系好扣子，穿上靴子和大衣。她脑子里一片空白，看了看那几副骨骼标本。人的骨骼好像比真实的小，而猫的却好像比真实的大，也长。

弗朗西丝离开学校的时候，一个人也没碰到。她坐进车里，心想为什么要把大衣和靴子从衣帽间拿走，叫人以为自己好像回家了。谁都能看到，她的车还停在这儿。

弗朗西丝开的是一辆旧车，1936年的普利茅斯。她离开汉拉蒂以后，很多人脑子里还会浮现这样的画面：弗朗西丝在熄火的车里忙活着，试了一招又一招（已经迟到了），车子发出咔咔、突突的声音，但就是发动不起来。要么就是像现在这样，下着雪，弗朗西丝没戴帽子，也没围围巾，从车窗里探出脑袋来，努力把原地打转的车开出雪堆，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她很清楚，这辆车只会给人找麻烦，但她还是要和它战斗到底。

最后她真的开出来了，沿着山路往下，向主街开去。她不知道鲍比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泰德出去后，她没听到秘书和他说了些什么。主街上的店铺里都亮起了灯，看起来很温暖的样子。街上有马，也有汽车（马路上的积雪还没有清扫），马和汽车不时吐出或喷出一团团的白气。弗朗西丝觉得，今天街上的人似乎比平时多。他们有的站在外面说话，有的不说话，只是不想散开。一些店主也出来了，雪天里只穿着衬衣，在那儿站着。邮局那一角好像被封起来了，人们看的正是那个方向。

弗朗西丝把车停在五金店后面，跑上长长的户外台阶。那天早上她铲干净了台阶上的冰雪，现在看来还得再铲。她感觉自己仿佛在奔向一个藏身之所，但她错了，阿德莱德在。

“弗朗西丝，是你吗？”

弗朗西丝在后厅脱下大衣，检查了一下衬衫上的扣子，把靴子放在橡胶地垫上。

“我正跟奶奶说呢。她一点都不知道，没听到救护车来。”

厨房的桌子上放着一筐洗干净的衣服，上面盖着一个用来挡雪的旧枕套。弗朗西丝来到厨房，正要打断阿德莱德的话，但看到那筐衣服，知道自己开不了口了。在她最忙的时候，比如圣诞节或春季演奏会前后，阿德莱德都会过来帮忙，把脏衣服带回家，洗净、熨平、漂白、上浆，然后再给她们送回来。阿德莱德有四个孩子，但总是愿意帮助别人。烘烤食物啦，买东西啦，照顾孩子啦，谁家有困难，她就在谁家进进出出，忙得不亦乐乎。纯粹的慷慨无私，十足的敲诈勒索。

“弗雷德·比彻的车里全是血，”阿德莱德扭头看着弗朗西丝说道，“后备箱开着，里边放着婴儿车，他本来是要给嫂子家送去的。后备箱里全是血，全是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