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这里，叙述的线索中断了（第3/26页）
傍晚很迟了，快十一点时，法尔努阿太太的一位女佣终于端着一个很大的纸匣子出现了，她立刻就被接待了。但是在接待她时，过道里为此响起一阵嘿嘿嘿的嬉笑，卧室的门砰的一声，接着从那里好奇地伸出一个满脸泪痕的脑袋，传来一声愤怒、急促的吼叫：
“快端着。”
但就在这时，书房的门锁咔嚓一声，从书房里伸出一个头发乱蓬蓬的脑袋：张望了一眼就躲开了。这难道是少尉？
夜幕笼罩彼得堡
谁不记得那个难忘之夜前的傍晚？谁不记得那一天忧伤的消逝？
在涅瓦河上空，巨大而鲜红的太阳跑到了工厂烟囱的外边；彼得堡的建筑物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烟雾，它仿佛已经开始融化，转变为轻飘飘紫色水晶般的烟雾贴边；到处是窗玻璃反射出火焰般金黄的光芒；高高的尖顶发出一道道反光。所有通常沉重的物体——凹进去的和凸出来的——都消散成熊熊燃烧的烈火状态：竖着女像柱的门庭和砖砌阳台的飞檐，都是如此。
棕红色的宫殿像鲜血染过一般(8)；这古老的宫殿还是拉斯特列里设计建造的；这古老的宫殿当年建成时是一片温柔淡蓝的墙壁，中间是许多洁白的圆柱，已故的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女皇曾常常打开小窗，从那里观赏涅瓦河的远处。在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国王时，这古老的宫殿改漆成了浅黄色；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国王时，宫殿又改漆了一次——从那时起，它便成了棕红色的了，日落时像血染的一般。
那个难忘的傍晚，一切都好像在熊熊燃烧，宫殿也在燃烧；而不进入燃烧的其他一切，则在慢慢地暗下来。那时一串串的线条和墙壁在慢慢地暗下来。那边，在所有的火舌四溅的大蜡烛正暗成淡紫色的天空中，在珠母般闪烁的云层中痛苦地燃成红色，那轻飘飘的火焰都燃成红色。
你会说，在那边的是昔日的反光。
一位个子不高、全身黑色的胖太太在桥边那个地方下了马车，在黄色楼房的窗下徘徊已经好久了；她的一只手奇怪地哆嗦着；哆嗦的手上的一只很小的非彼得堡式样的女用手提包也在轻轻哆嗦。胖太太已经上了年纪，而且好像得了气喘病，因此，她伸出胖胖的手指托着醒目地突出在衣领上边并挂着几根白头发的下巴。她面对黄色的房子站着，手指哆哆嗦嗦地想打开小手提包——小手提包不听使唤；终于，小手提包打开了，太太用同她的年龄不相称的急促动作取出一块花纹向四方散开的小手绢，转过身子对着涅瓦河哭了。这时，落日的余晖照亮了她的脸，她的嘴唇上方明显地露出一圈黑须毛；她把一只手放在石头上，用天真和完全茫然的目光望着烟雾蒙蒙、烟囱林立的远方和深深的河水。
太太终于激动地急忙走到黄色楼房的大门口，按了一下门铃。
门敞开了，一个上衣开口处带饰纽的小老头把自己的脑袋敞露到晚霞下，他眯起因为受不了涅瓦河那边的亮光的泪汪汪的眼睛。
“您有什么事？……”
上了年纪的太太激动了，她表现出的特点，不知是出于太激动了，还是因为精心掩饰的羞怯。
“德米特里奇？……您不认识我了？”
这时，仆人的秃脑袋颤抖起来了，向女用小手提包（太太的手上）俯下身去：
“您是我们的主母、夫人！……安娜·彼得罗夫娜！”
“是啊，瞧，谢苗内奇……”
“是什么风把您吹来的？打哪儿来？”
讨人喜欢的女低音再次显得非常激动，还稍带点精心掩饰的羞怯。
“从西班牙……我想看看，我不在时你们在这里怎么样？”
“我们的夫人，亲爱的……欢迎啊！……”
安娜·彼得罗夫娜登上阶梯，阶梯上还是铺着那块天鹅绒地毯；墙上还是那些武器组成的装饰图形在闪闪发亮。夫人警觉地观察着，当时这里挂着一顶立陶宛铜帽，那里——则是一把十字军东征时期完全生锈了的骑士剑，而现在仍在闪闪发亮：从这儿——一顶立陶宛铜帽；从那里——完全生锈了的剑上的十字形剑柄。
“可是，谁都不在家，少爷和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都不在。”
圆柱形栏杆上依旧立着那根洁白的石膏托柱，和以前一样，还是那个尼俄柏，它和以前一样向上天举着一双石膏眼睛；这个以前再次涌现了出来（可是已经过去三年了，三年来经受了多少）。安娜·彼得罗夫娜回想起意大利情人的黑眼睛，再次在自己身上感到了那种精心掩饰的羞怯。
“是不是吩咐把巧克力、咖啡送来？不要点茶吗？”
安娜·彼得罗夫娜则挥了挥手，摆脱往事（这里一切如旧）。
“我不在的这几年，你们都怎么样？”
“啊——没有什么……不过冒昧地向您禀报，您不在——一点秩序都没……而其他的一切，完全没有影响，照旧……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老爷他——听说了吗？”
“听说了……”
“是——啊，总得勋章……沙皇的恩赐……都问他有何见教，因为老爷是个要人嘛！”
“老爷他——老了些？”
“要老爷去做官，一个重要的官——什么大臣，老爷全无所谓，瞧老爷这人……”
安娜·彼得罗夫娜突然觉得仆人用稍有点指责的目光看着她，但这只是她觉得而已，他不过是大厅的门打开时被涅瓦河那边难受的亮光照得蹙了一会儿眉头。
“那，柯连卡呢？”
“柯连卡——嗯，也就是尼古拉·阿波罗诺维奇，我告诉您，他真聪明！功课好！要他做的，全做得好好的……简直成了个俊俏少年……”
“啊，您说什么？他从来就像父亲……”
她说着垂下头，用手指在小手提包里翻找着。
靠墙仍放着高脚椅；包着长毛绒的椅子间摆着白色冷漠的小桌子；严厉的丈夫好像冷冰冰的石膏像从所有的小桌子上用指责的目光看着她；连古老的浅绿色玻璃都怀着直率的敌意从墙上照亮着安娜·彼得罗夫娜，她和参政员曾经在那块玻璃下进行过一次坚决的谈话。可是瞧——平庸的风景画，富丽堂皇的水彩画，这些水彩画还是她做未婚妻的时候参政员送给她的：从那时已经过去三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