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是怎么抡起铁锹，狠劈菲利普·马瑟斯的下巴，要了他的老命，这事并不是谁都知道。算了，还是先说说我跟约翰·迪夫尼的交情吧，因为是他先动的手，用很特别的自行车打气筒猛砸马瑟斯的脖子，一下子把老家伙打翻在地。打气筒是约翰自制的，原本是一截空心铁管。迪夫尼身强力壮，很有礼貌，可就是懒惰、散漫。要说杀人这事，就是他起的头。让带铁锹的是他，指挥杀人的是他，解释说明的也是他。

我出生在很久以前。父亲务农，母亲是开酒馆的。我们一家人就住在店里。不过，这房子非常老旧，白天多半关着门。因为白天父亲得下田，母亲又一直围着锅台转，所以酒客总在你快睡觉的时候才来，临到圣诞或别的节日，更是要到半夜才出现。我从没见母亲离开过厨房半步，也从没在白天见过一个顾客，就是晚上，也只有稀稀拉拉两三个人。可话又说回来，有时我已经上床，说不定夜深以后，店里又是另一番景象。我对父亲的印象并不深，只记得他身体很强壮，平时话很少，只有到了星期六，才会跟客人聊聊巴涅尔[2]，还说爱尔兰是个奇怪的国家。母亲的样子我倒记得挺清楚：红通通的脸，一副苦相，因为她总在弯腰烧火。母亲煮了一辈子的茶，一边煮茶，一边哼哼老歌，以此消磨时间。我跟母亲很亲，跟父亲却像陌生人似的，聊不上几句。记得那时我晚上在厨房学习，隔着薄薄的门板，常听他坐在油灯下，对着牧羊犬米克唠叨，一说就好几个钟头。所以，我听到的总是嗡嗡的说话声，而不是清楚的一字一句。父亲了解各种狗的习性，把狗当人看待。母亲养过猫，可那猫成天野在外面，影子都见不着，而母亲却根本不在乎。就这样，一家人虽然有些疏离，倒也各得其乐。

然后，有一年圣诞，快年底的时候，父母亲先后去世了。父亲走了以后，米克无精打采，整天闷闷不乐，牧羊的活也没心思干了。来年，它也走了。我那会儿还小，不懂事，不明白这些人怎么都离开了我，招呼都不打。母亲是最先走的。记得有个大胖子，红脸膛，黑西装，他跟父亲说，他知道母亲去了哪儿，“泪之谷”[3]里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可是，他也没说究竟去了哪儿。我心想这事也不好明说，况且，也许她星期三就回来了，所以也就没再往下问。后来，父亲也走了，我想他一定是驾车去接母亲了，可左等右等也没把他们盼回来。我很伤心，很失望。穿黑西装那人又来了。他在我家住了两晚，一直翻着书，在卧室里不停地洗手。另外还有两个男的，一高一矮，矮的白净脸，高的黑脸膛，裹着绑腿。两人的口袋里都塞满了硬币，每次我问这问那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一便士。我至今还记得那裹绑腿的高个子对矮个子说：

“这可怜倒霉的小杂种。”

我那时还听不懂这句话，以为他们在说另一个穿黑衣服的家伙，那人始终没离开过卧室的洗脸台。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几天后，我也被马车带走了，被送进一所外地的学校。这是个寄宿学校，有新生，有老生，可我谁也不认识。很快，我就知道这是所好学校，学费很贵，但我一分钱都没付，因为我身无分文。这件事，还有很多别的事，我都是后来才明白的。

我的学校生活很平淡，就一件事值得说道。正是在这里，我初次接触到了德塞尔比。有一天，我在自然老师的办公室，随手拿起本很破的旧书，往兜里一塞，心想隔天早上可以躺床上随便翻翻，因为当时我刚获得了赖床的特权。那年我大概十六岁，那一天是三月七号。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比我自己的生日记得还清楚。那本书叫《金色时光》，初版，缺了最后两页。等我十九岁快毕业的时候，终于明白这书有多么珍贵。我知道借而不还等于偷，可还是心安理得把书塞进了包里。而且，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还会这么做。在我讲故事以前，请您千万记住，我第一次犯罪就是为了德塞尔比。而我后来犯下滔天大罪，同样也是为了他。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想，人海茫茫，究竟哪里才是我的归处。现在亲人都死了，只剩下一个叫迪夫尼的人守着家里的几亩田，等着我回去。那块田没有迪夫尼的份，他只是每周从很远的城里的律师事务所领到一张支票。我从没见过那些律师，也没见过迪夫尼，只知道他们都在帮我忙，父亲过世前已经付过他们现金，安排好这一切。小时候，我觉得父亲这么做真是慷慨，因为他跟我其实并不亲。

离校以后，我没有直接回家。我在外面游荡了几个月，长了见识，知道一套德塞尔比全集要多少钱，评论他的那些书里面有些次要的是否可以借阅。就在游历的过程中，有天晚上，我遭遇了一场意外。我把左腿弄断了（或者说，我的左腿断了），留下六处伤口。等伤口愈合，又能走路了，我就把左腿换成了木腿。我知道自己兜里没几个钱，家里也只剩下几亩薄田，将来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可那时我已认定，就算别无选择，种田也不会成为我一生的事业。我知道，要想流芳百世，就一定得和德塞尔比扯上关系。

有一天傍晚，我两手拎着行李回到老家，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那年我二十岁；正是怡人的夏日傍晚，酒馆的门开着。约翰·迪夫尼站在柜台后，手握餐叉，靠在低档黑啤的搁板上，优雅地抱着胳膊，正低头读着摊在柜台上的报纸。他那一头棕发，梳得很整齐，像块抹了黄油的面包。因为常干农活，所以肩膀特别宽，胳膊有碗口那么粗。长相很文静，两眼跟牛似的，棕褐色，深沉，若有所思。他知道有人进门，可还是继续看报纸，与此同时，随意伸出左手，抓了块抹布，开始慢慢擦拭柜台。他眼睛盯着报纸，双手交叠，就像在奋力拉着六角手风琴，一边问道：

“帆船杯？”

所谓帆船杯，是指一品脱的科尔雷恩[4]大酒杯。那是全世界最低档的黑啤。我说我要一份晚餐，然后提了下我的名字和来历。说完，我们便关上店门，走进厨房，边吃边聊，喝威士忌，在那儿差不多待了个通宵。

第二天是星期四。约翰·迪夫尼说他的活都干完了，他准备星期六回老家。可这完全是说谎，因为地里乱七八糟的，一年里多半的农活都还没开始。可到了星期六，他却说还有些事没办完，礼拜天又不能干活，所以星期二晚上才能把这地方转交给我。星期一，有头猪病了，他得照顾，这又耽误了一天。总之，一到周末，他反而比平时还忙。就这样，又过了两个月，他手头的农活似乎一点都没减少。我倒是没那么在意，因为就算他干活吊儿郎当，最起码还能给我做伴，更何况他从没开口要过工钱。我自己很少干活，整天就顾着整理材料，然后把德塞尔比的文章仔细地一读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