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默塞特·毛姆来访（第4/8页）

那对我再合适不过了。那会成为我抗拒旧的价值观念的公开声明。大家都会知道我遵从圣雄的理想，以及我的牺牲。

她说：“他说要发动游行，烧掉你家房子。全世界都看见你一连好几个星期在茶室里坐在我身边。你究竟想干什么？”

我是真的吓坏了。我知道那些造反派。我说：“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得把我藏起来，等风头过去。”

我说：“可那不是绑架么？”

“你只能这么办。”

她很镇静。我像是个溺水的人。

几个月之前，我还是个不起眼的混日子的大学生，有个做侍臣的父亲，住在他的三等公寓里，想着这个国家的伟人，渴望也成为伟人，但在琐细的生活中看不见任何途径能够接近那伟大的事业，所做的不过是听听电影歌曲，沉浸在歌曲激起的情绪中，然后又被可耻的恶习打回原形（对此我不想再多说什么，这种事情全世界都一样），总是感到被空虚的世界和奴性生活压迫着。而此时，我生活的一点一滴几乎都变了。我就像一个小孩，在雨过天晴之后看着小水洼里倒映出的天空，知道自己很安全，期望感受到恐惧，于是伸出脚去碰那水洼，刚一触及水面，水洼就变作洪水，将我冲得不知去向。这就是我在那几分钟里生出的感受。也是在那几分钟里我对周遭的世界有了这样的看法：它不再是一个平淡乏味的地方，走来走去、忙忙碌碌的都是普通人；这里暗流涌动，随时会把那些毫无防备的人冲走。她的特征全变了：那双黝黑的小脚、那对大门牙、那黑皮肤。

我得给她找个地方。那是她的主意。找旅馆或提供膳食的寄宿处绝对不行。我想了一遍我认识的人。必须排除家族的朋友和大学同窗。最后我觉得可以找城里那个雕刻匠试试。他的作坊早先同我祖上所依附的寺庙有联系。那地方我常去。我认识那位师傅。他身量不高，成天灰扑扑的，戴着眼镜。他看上去像瞎子，但那是因为他的眼镜片上总是沾满凿下的碎屑。那儿总有十来个工匠，瘦瘦小小，光着脊背，样子再普通不过，在院子里凿着刻着，锤子敲打凿子，凿子敲打石块，无时无刻不在制造二十多种不同的声音。要待在这样嘈杂的地方可不容易。但我认为那个女孩不会介意。

雕刻匠出身于中等种姓，不算低，但也绝对谈不上高，这正合我意。还有许多手工艺匠人携家带口地住在他的作坊里。

师傅正在研究一幅寺庙柱子的复杂图稿。一如既往，他见到我很高兴。我看了看他的图稿，他又拿出其他几份给我看，然后我慢慢将话题扯到那女孩身上，“低等阶层”，被家里赶了出来，受到威胁，急需找地方安身。我告诉自己说话的时候绝不能吞吞吐吐，要斩钉截铁。那师傅知道我祖上。他绝不会把我和这种女人联系在一起，我又暗示说我是替某位出身非常高贵的人物出面。谁都知道邦主同情低等阶层。那位师傅表现得好像深谙世情。

有一间屋子，就在放满各种画像雕像半身像的库房后面。这个戴着瞎子眼镜、灰头土脸的矮个子很有天赋。他不仅能做复杂精细的神像，还能为活着或死去的人塑像。他做了许多圣雄及其他民族运动伟人的塑像；他还为人家的父母、祖父母塑半身像（根据照片）。有时候这种半身像还会戴上真的眼镜。那地方满是幽灵，待上一会儿我就会觉得不安。后来听说每一尊神像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因此他们那可怕的神力不可能施展出来，把我们全都毁灭，我这才自在些。

我真希望能够把那女孩扔在那里，用不着再去，可我总是感觉到造反派和她叔叔的威胁。而且她在那儿待得越久，要打发她走就越难，我们也越像是已经住在了一起，虽然我碰都没碰过她一下。

我住在家里。我出门去学校，装作去上课，有时候会去雕刻匠的工场。我从来不久留。我不想让师傅看出端倪。

她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一天，在那个昏暗的屋子里，一切都覆盖着雕刻工场的尘埃，就好像那女孩脸上的粉，她看上去十分忧郁。

我问：“怎么了？”

她用那种可怕刺耳的声音答道：“我在想我的一生就这么改变了。”

我说：“那我的一生呢？”

她说：“要是我还在外面，现在该考试了。考试容易么？”

我说：“我罢课了。”

“那你怎么找工作？谁来供养你？你该去考试。”

“我没学习。我不可能现在立刻记住那些笔记。来不及了。”

“他们会让你及格的。你认识那些人。”

考试成绩公布后，我父亲说：“我真是不明白。我听说你对浪漫主义和《卡斯特桥市长》一无所知。他们不想让你及格。校长不得不去和他们谈话。”

我本该说：“我老早就把书全烧了。我响应圣雄的号召。我抵制英文教育。”但是我太胆怯。在这个关键时刻我退缩了。我只是说：“我在考场里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跑了。”我真该为我的胆怯大哭一场。

父亲说：“你要是觉得学习哈代和威赛克斯什么的有困难，就该来找我。我还留着我那些笔记呢。”

他下班了，站在我们那套三等公寓狭小炎热的前厅里。他没戴包头巾，没穿制服，身上只有背心和一块腰布。尽管邦主的廷臣要戴包头巾、穿制服，尽管他们的外衣分日间和夜间两种，但他们从来不穿鞋，因此我父亲的脚底很黑，茧子足有半英寸厚。

他说：“这样的话，我看你该去地税部。”

于是我开始为邦主工作。地税部非常大。不管是谁，只要有一小片土地，都必须每年缴税。邦内各地都有官员负责测量土地，登记归属，征收税款，记录账目。我在中央办公室上班。那是一幢漂亮的白色大理石建筑，有一个高大的穹顶。楼里满是房间。我和二十个人一起待在一间又高又大的办公室里。桌子上、大架子上堆满文件，很像是火车站行李寄存处那种架子。文件收在纸板夹子里，系着细绳；有时会用布包成一捆一捆的。文件夹在架子顶层一搁就是好多年，被尘土和烟雾弄得肮脏不堪。天花板也被香烟熏得泛黄。这屋子，顶上是尼古丁熏出的蜡黄，而下面，门、桌子、地板，则是红褐色的。

我为自己悲哀。这种奴隶般的生活与我想象中的牺牲生活没有丝毫相像之处。可此时我却为此庆幸。我需要钱，尽管薪水少得可怜。我负债累累。我打着父亲的名号，凭借他在王宫里的职位，到处向放债人借钱，只为了供养那个住在雕刻匠的工场里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