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记

一、 如夫人、继室和孀妇

小时候读李长吉的《金铜仙人辞汉歌》，半懂不懂中，只留下了对洛阳不大好的印象。其实诗写的是铜人离别长安时的情景，色调很悲凉，洛阳还很远，连一抹阴影也说不上的。那么铜人为什么不愿去呢？以至“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苦凄凄的有如弃妇一般，可见洛阳不是什么好地方，连一尊铜像也不肯去——最后它终究没有去，据说因“铜人过重，留于灞垒”。这个灞垒大概就是古人送客时折柳赠别的灞桥吧？如果是，那么铜人才刚刚出了长安东门不远。它是有感情的，宁愿栖身于荒树野草之间，也不愿去洛阳。

后来又看了一些历史小说，诸如《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之类，才知道洛阳确实不是什么好地方，虽然那里有天下闻名的牡丹和美女，有《二京赋》和《三都赋》中极尽夸饰的铺排，有班固、蔡邕、左思、程颐和白居易，但那里的宫城里充满了凶杀和色情，阴谋麇生，小人谄渎，妖艳的贵妇巧笑争宠，暴君和权臣们恣肆而畏怯，碧瓦红墙之内弥漫着末日的靡废和恐怖气息，真令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有时候，我甚至一看到情节进入东都的城阙就跳过去，宁愿去欣赏荒原草泽间的好汉们舞枪弄棒。

久而久之便得出一个印象，洛阳大抵是个命途多舛的如夫人，有时则是个韵华不再的继室，作为京都，虽然她的历史相当悠久，却很少是元配的正室。正室大多是西京长安，只有当西京发生战乱和政变，皇帝在那里待不下去时，才跑到洛阳来。也有因为粮食接济不上而“就食东都”的。我大致算了一下，洛阳作为京都的历史前后达八百余年，但这中间的大多数年头是作如夫人或继室的，例如东周和东汉，她们的前头各有一个赫赫扬扬的西周和西汉，长安那九天阊阖般的气魄与如日中天的王朝盛世恰好般配。只有在走向衰落时，才会迁到洛阳来，在这里演完亡国的最后一幕。像李唐那样给中国带来一个大黄金时代的王朝，其文治武功都是在长安的宫城里擘划成就的，待到气数将尽时，却也要跑到洛阳来收场。当然，也有不少王朝一开始就定都洛阳的，但这些王朝的皇帝大多是心理变态的暴君或庸主，例如那位听说有人饿死，问为什么不吃肉的白痴皇帝司马衷，还有那位以荒淫无度而知名度颇高的杨广。洛阳的深宫似乎隐潜着一位魔法无边的巫师，皇帝一进入其中就会丧失起码的心智和人性，这些王朝也无一例外都是短命的。这时候，洛阳的身份是孀妇。

命途多舛的如夫人，韶华不再的继室，凄凄苦苦的孀妇，洛阳似乎从来就不是一处吉宅。但是，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的王朝看中这里，翠华摇摇地驶进这里的宫城呢？

1994 年秋天，我在无锡参加“东林学术研讨会”，会间参观东林书院时，曾就丽泽堂前那一块“洛闽中枢”的门额请教南京大学卞孝萱教授。老先生博学强记，“文化大革命”前曾长期协助范文澜编撰《中国通史》。他从中国历史上的宋学说到洛阳的二程（程颐、程颢），又谈到“程门立雪”的典故。在那块门额前，我记住了老先生的殷殷嘱咐：“要了解中国文化，河洛文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源头，有机会你应当去那里看看。”

于是我就去了。一年以后，我孑然一身行进在从长安去洛阳的路上。这本该是一次诗的行旅，沿着古驿道迤逦东去，一路上会想到很多气势悲慨的名篇佳句。“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杜甫当年也在这条路上颠簸过吧，他是高车驷马，追随着銮舆凤辇，还是踉跄于散兵乱民之中流离奔命？岁月的风尘早已掩没了悠悠古道上的辙印，连那座与诸多历史大事件维系在一起的汉函谷关，也只剩下一座并不雄伟的关门，砖石塌落，荒草萋萋，哪里还能体味杜诗中的盛大气象？出潼关、穿崤谷，遥望北邙山下的十朝故都，一股沉雄苍凉的情感溢满胸襟，真想如陈子昂那样登高一呼：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一个文化人从古驿道上走来，站在洛水之滨，他整一整行囊，梳理好心头的思绪，神态肃然地踏上了东都洛阳的废墟。

二、 孔子问礼碑

老子的职务是周王朝的藏室史官，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国立图书馆管理员。“老子”是后人的称呼，其实他叫李耳，又叫老聃。

洛阳图书馆里灰暗而冷寂，四壁堆满了大捆的竹简，由于年深日久，编联竹简的皮绳已经断了不少，简片悄无声息地散落下来。所谓“韦编三绝”不光是指读书的勤勉，也是时空流转的见证。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很清苦，也很孤独，这对他很合适，正可以静心静意地思考宇宙和人生的大问题。他一向认为“言者不如知者默”，真正有大智慧大学问的人是不用多讲话的，更无须张扬。但现在他却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静思冥想中自己仿佛羽化飞升，遨游于昊天广宇，俯视滚滚红尘、芸芸众生，他看到世间万物的机理其实很简单，祸福相倚，盛衰轮回，酒杯太满了必定会溢出来，月亮太圆时必定缺下去，所以一切都应顺其自然，“无为”方可“无不为”。一道思想闪电从洛阳图书馆冲天而起，他面前的竹简上出现了一行古拙的方块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他一共写了五千字，名曰《道德经》，但后世研究这五千字的著作，至少超过了他原著的一万倍以上，所谓“汗牛充栋”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那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有如寓言般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促成了周王室的东迁，洛阳有史以来第一次承接了天子的车驾和庄严的典礼。但巨变已经开始，王室权威不断贬值，中央政府已成为一块徒有其名的招牌。一切都乱套了，战争和阴谋连绵不断，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有时只是为了一个长得漂亮一点的女人或一块成色不错的玉璧便闹得干戈相向、王冠落地。周王室中那九座用当时最贵重的青铜铸成的巨鼎，已失去了神圣的震慑作用，一个封国的国君甚至把车队开到洛阳附近，向王室的使节询问九鼎的轻重大小，这就是“问鼎”一词的由来。这位国君狂妄地说：“那玩意有什么了不起？仅凭我们国家民间的挂钩，就足够铸成九鼎。”九鼎是至高无上的王权的象征，岂是可以随便铸造的？但人家手里有兵，腰里有钱，你能拿他怎样？事实上，由于王畿不断萎缩，中央财政日绌，周天子自己正在悄悄地把九鼎熔化，零打碎敲地拿出去变卖还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