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赋

圣彼得堡八月的阳光是柔和而明净的,一如滨河街两侧那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流溢着宁静与明朗的情调。风从涅瓦河上款款而来,不经意地抚弄着行人的衣角——这里人们的神态也是悠闲而散淡的,不像莫斯科人那样行色匆匆。他们用不着那么浮躁,莫斯科是政客和商人的舞台,用圣彼得堡人的话来说,那是一只外表美丽的彩贝,内里却腐烂发臭了。圣彼得堡人自矜的是一种很有底气的雍容优雅,虽然这中间带着几分古典,几分慵懒,令人想起油画上那个叫叶卡特琳娜的贵妇人。

但,圣彼得堡绝不是一座女性化的城市。

只要稍稍走进城市的深处,你就会发现,这里的纪念性建筑大多是与战争有关,与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著名统帅有关的。冬宫广场上的亚历山大柱是纪念1812 年卫国战争的产物,你简直无法想象,这座高度为47.5 米,直径近4 米,总重量达600 吨的庞然大物,竟然是用整块的花岗石雕成的。十二月党人广场上的青铜骑士像堪称俄罗斯民族雄性的徽章,彼得大帝那燃烧着征服欲望的目光坚定地向着大海,向着远方,那目光曾激起青年普希金嘹亮的诗情。战神广场——来源于罗马战神的名字——坐落着库图佐夫和苏沃洛夫的塑像,他们的名字都曾经和一代天骄拿破仑联系在一起,让人们想起19 世纪初叶欧洲战场上那一幕风云际会的壮丽景观。就连交易所大楼前耸立的圆柱上面,也装饰着金属船首的模型,因为在古希腊时代,斯巴达人喜欢把战败船的船头钉在圆柱上,作为海战胜利的象征。

这是一座崇尚英雄的城市。

离开圣彼得堡时,我买了几块“青铜骑士”的袖珍铜版画,莫斯科没有这种分量的工艺品,那里的自由市场上泛滥着白桦树制作的套娃。

也许就在那个时刻,我开始触摸这两个带着几分古典色彩的、质感有如青铜雕塑一般的字眼:英雄。

是的——英雄!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正在逐步沦入平庸。

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时代,一个大家伙儿彼此彼此的时代,一个既没有奇迹也没有权威更没有大喜大悲的时代,一个许多人白天忙着挣钱晚上坐在电视机前嗑瓜子的时代。因特网,牛仔裤,可口可乐,卡拉OK,当然还有壮阳药和新一代避孕用品,所有这些,从总统到打工仔都可以平等地受用。《给咖啡加点糖》《爱情麻辣烫》《来点盐,来点醋,来点芝麻酱》,连影视剧的名字也这样有滋有味。但太讲究滋味又恰恰导致了味觉感官的退化,反倒觉得什么都没有滋味了。大家见了面,无非是“吃了吧?”“发了吧?”“离了吧?”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到处弥漫着一团混沌和暧昧的气息。如果我们没有“铜琶铁板唱大江”的雄迈,那么有一点“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情致也是好的,可是没有。我们当然有诸多的不如意,但绝对没有愤怒,因为我们连愤怒的表达方式也要看别人的脸色,要别人画圈同意。长此以往,甚至连哭和笑都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拥有的只是默默抽泣和莞尔微笑,却失却了可使灵魂沐浴的痛哭和能叫人身心解脱的大笑。大众传媒平均每三天推出一个超级巨星,然后又用花边新闻把他臭上一顿悄悄地遗忘。比尔·克林顿似乎风头正劲,他先用自己不安分的阳具把世界搅得一惊一乍的,让电视机前的人们很兴奋了一阵,然后又在巴尔干半岛捣浆糊。其实那种按照计算机程序进行的轰炸根本算不上战争,也无法令人产生那种“我自横刀向天笑”或“乾坤忒重我头轻”之类的情怀。权势者和巨富当然到处都在雨后春笋般的滋生,但我们这个社会似乎只有暴发户而没有贵族,只有奢侈而没有享受,只有嗜好而没有审美。

没劲!大家都这么说。

庸常寂寞中,我们呼唤英雄,呼唤那曾作为世界历史脊梁的巨大身影,呼唤那光芒绝世的人格精神和意志力量。

哦,久违了,英雄,尔等别来无恙?

呼唤英雄是对历史深情的凝视。因为历史曾被一个个英雄的名字定格,他们是横空出世的群山,负载着一代又一代的盛衰兴亡,即使过时了,那伟岸的身姿也不失原始的峥嵘。他们是奔湍的长河,以喧天排空之势留下了悠远的回声,即使枯竭了,那萧索的河床也能证明其当年的浩阔。

呼唤英雄是对生命激情的倾慕。没有哪一种伟大和深刻是从宵小庸常中滋生的,如同瀑布的落差产生势能,在英雄们身上,这种激情无一例外地体现为一种生命本体的强悍,一种追求卓越的天性,一种舍我其谁的历史主动精神,一种义无反顾的道德力量。激情,使英雄受孕,那轰轰烈烈的诞生是人们无法向平静的日子索取的。

呼唤英雄更是对现实世界深刻的悲凉与失望。当萎靡不振的精神披上“太平盛世”的大氅,当一个三流歌星也让少男少女们迷恋得死去活来,当“伟哥”的发明者堂而皇之地登上诺贝尔奖的庄严殿堂,回眸英雄的身影,怎不令人有怒发冲冠、拔剑斫地之慨?“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绝不是一个东方民族古典的绝唱。

崇尚英雄当然不是崇尚名人、崇尚功利、崇尚权威。至少不全是。

且不说名人的出名有各种途径,特别是在一个大众传媒高度发达,整容包装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诞生一个名人简直有如探囊取物一般倚马可待。也不说名人的质地有高下之分,青铜、岩石、水泥、泡沫塑料等等都可以“制度”为偶像,甚至儿童用尿泥也能捏出几个有鼻子有眼的玩意来。就是那些货真价实的名人,尽管他们的光环来自其迥出时流的品格,恐怕也很难把他们归入英雄一类。

例如雷锋。雷锋当然算得上名人,而且当之无愧地算得上是青铜石雕质地的名人。

但我只承认他是一个打着那个时代烙印的人道主义者。雷锋的人格精髓就是那广为传颂的四句话:对待同志——对待工作——对待敌人——对待个人主义。现在看来,这“春夏秋冬”似乎过于四季分明了些。例如,即使是面对敌人,也有个政策界限问题,更何况在那个时代,“敌人”这一概念本身就相当含混,有时甚至指鹿为马。又例如,个人主义这一笼统用语中的权利与义务,是不是应该“秋风扫落叶一样”一风吹,也是大可分析的。但雷锋想不了那么细,因为他把这些分析都推给了他的上级。他是正直的,善良的,勤勉热情的;同时又是驯服的,忠诚的,知恩图报的。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小战士,一切都是那样朴素而透明,我们不能苛求他具备多么深刻的理性思考或历史主动精神。雷锋死于1962 年,当时二十二岁,设想一下,如果他活到“文革”,二十六岁的雷锋将如何走过他的“春夏秋冬”四季情感呢?他或许会一边去公共汽车或火车站上扶老携幼做好事,一边又得急匆匆地赶去参加批判会。他或许会有很多困惑,但他肯定会用流行的政治信条来战胜自己的困惑,因为那些大抵都是可以归入个人主义或温情主义之列的。我不愿再想下去了,这样的推论实在有点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