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故事（第3/7页）

吴三桂最初是打算归降李自成的，有关史料记载了他与父亲吴襄派来劝降的仆人的一段对话，虽寥寥数语，却透析出一个军阀兼政客复杂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人的情感因素对一个历史大事件的驱动力，确实相当传神：

吴三桂问父亲的情况，仆人答道：“已被逮捕。”吴并不在乎：“我到北京后，就会释放的。”

又问财产情况，仆人答道：“已被没收。”吴仍不在乎：“我到北京后，就会发还的。”

再问爱妾陈圆圆的情况，仆人答道：“已被刘宗敏抢去。”

吴三桂不能再“不在乎”了，作为一个男人，还有什么比夺走自己心爱的女人更值得不共戴天的呢？吴三桂首先是一个男人，然后才是汉奸，他的“冲冠一怒”是可以理解的。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要搁笔为之惊栗了，这种阴差阳错的偶然性事件，人们大抵都是不难遭遇的。在大多数人的经历中，它的出现有如朝露流霞，无声无息，其中的悲欢感触并不能激起多大的涟漪，更不能影响一个历史大时代的。但有时，它却能相当有力地扭曲所谓的“历史必然性”，使这种必然性演绎得更加回旋曲折，波诡云谲。设想一下，如果朝廷调动冒起宗赶赴襄阳的圣旨晚下一段时间；如果冒辟疆把银子花得更慷慨，其父能早一点调出襄阳；如果到江南强买歌儿舞女的那帮人在杭州多耽搁几天，甚至，如果冒辟疆母子当年秋天从衡阳回归路过苏州时就把陈圆圆带走……总而言之，如果冒辟疆赶在田弘遇之前把陈圆圆娶回了如皋，那么事情将如何呢？这些“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违背历史的大逻辑，它或许只是源于当事人对着袅袅茶香的一缕思绪，或对着林间随意飘过的一片落叶心有所感。偶然为之的某一生活瞬间，就这样化为了惊心动魄的久远，定格在历史的峰峦上。当然，一个女人的归宿，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明王朝灭亡的结局，但其走向结局的过程将会展现出另外一些情节，这大概可以肯定。

陈圆圆没有走进如皋冒家的水绘园，走进水绘园的是董小宛。

在明末的江南名妓中，陈圆圆以姿致胜，柳如是以才情胜，李香君以品节胜，董小宛则以温柔娴淑见长。她对冒辟疆的追求远在陈圆圆之前，但冒辟疆一直对她若即若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找不到感觉。董小宛不像陈圆圆那样风情万种，当然也不能像陈圆圆那样疾风暴雨式的征服男人。她的那种端庄淡雅是需要男人慢慢地品味的。那时候，冒辟疆大抵还没有“品”出味来。直到陈圆圆被掳北去，冒辟疆陷于极大痛苦中的时候，董小宛才走进了水绘园。他们的结合，董小宛执著的痴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冒辟疆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这样的结合，注定了属于先结婚后恋爱的类型。婚后不久，适逢清兵南下，夫妇颠沛于骨林肉莽之中，几陷绝境。秋水寒山落日斜，江南江北总无家。在凄苦仓皇的奔波中，董小宛不仅给了冒辟疆一个女人深挚的情爱，而且以不同于一般女流之辈的气节影响了夫君。回如皋后，冒辟疆一直抱着不入试、不应召、不做官的“三不主义”。水绘园里的生活是平静的，平静中蕴含着相濡以沫的温馨。“多少楼台人已散，偕归密坐更衔卮。”有这样的风尘知己相伴，从翩翩贵公子跌入生活底层的冒辟疆应该满足了。

但冒辟疆总是难以抹去陈圆圆的倩影，那个女人现在正生活在另一个男人的世界里。她是那样迷人，绮罗香泽，秋水波回，婵娟双鬓，淡然远岫。她一定对自己是很怨恨的，因而把百倍的风情献给现在的男人，这是自己的过失，而且正由于自己的过失，引来了黄钟毁弃的大结局。这种忏悔和失落感一直苦苦地折磨着冒辟疆的后半生，即使在为董小宛早逝而写的《影梅庵忆语》中，仍时时飘逸出陈圆圆的风采。且看那笔下流露的情致：

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缃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令人欲仙欲死。

又如：

妇人以姿致为主，色次之，碌碌双鬓，难其选也。蕙心纨质，淡秀天然，平生所觏，则独有圆圆耳。

在一篇追悼亡妻的文章中出现对另一个女人这样倾慕的文字，似乎是不合适的。其实，冒大公子的怀念中包含着一种比儿女情长更为深广的内涵，这是对一段已经逝去的人生，特别是一段国破家亡的痛史的反思，因为那一段人生和历史都和那个女人联系在一起。因此，冒辟疆怀念的陈圆圆，更多的是一种美好的意象，一尊理想化的情感雕塑，一段凄婉而温丽的过去。“今宵又见桃花扇，引起扬州杜牧情。”一个家道中落的贵公子和不仕新朝的末代遗民，其心态大致如此。唯其如此，他的怀念才能那样“欲仙欲死”，他的失落也才能那样铭心刻骨。

但后人似乎并不理解冒辟疆的心曲，他在《影梅庵忆语》中这段“不合适”的文字，后来却引出了一场扑朔迷离的冤案，这实在是冒辟疆本人始料未及的。

三

那本《影梅庵忆语》后来被我带出了水绘园，天理良心，那完全是出于无意。过了好些时候，我用挎包装传单，才发现了它，大概是那天夜里翻看以后，随手揣进去的。一旦走出了水绘园的那堵旧墙，这种书是见不得光天化日的，当时我心头有点发冷，连忙塞进了箱子底层。

在我的青春年华中，有相当一段时间就这样背着只黄挎包，整天在街上闲逛，挎包里装着自己这一派组织编印的传单，其中多是新出的“战报”。我们把它贴在那些层出不穷的“声讨”“砸烂”和“北京来电”“首长讲话”旁边，有时也会在对方一派的传单上批上“造谣可耻”“放屁”之类，笔势龙飞凤舞，相当放达。

我们这些“战报”中的文章，有不少出自A 君之手。A 君就是那位在水绘园外随口念出两句杜诗的才子，他的文章确实写得好，洋洋洒洒，几乎总是一挥而就，很少要回头修改的。又能把当时声嘶力竭的豪语镶嵌在秀逸流畅的文笔之中。间或引用几句古典诗词，亦很见神采。晚上，我常常喜欢走进那间拥挤的编辑部看他们忙碌。编辑部是原先的生物实验室，四壁的立橱里陈列着各种动物标本，最醒目的是一条扬子鳄，大约还有一只丹顶鹤，A君就在扬子鳄和丹顶鹤的注视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写东西时并不作深沉状，不时会和旁边的同学交谈几句，但笔下又并不打停，仍旧一路潇潇洒洒地铺陈开去。旁边的同学是编辑部的一位才女，无论文章还是那一手钢板字，都很有几分阳刚之气。常常是A 君写好一张，她就接过去刻，A 君写完了，站起来，很有风度地向后捋捋头发（他那一头黑发确实漂亮），然后去调试油印机。调试好了，那边的才女也刻好了，于是两人一起愉快地印战报。有一次，A 君握着油墨滚子，突然才情奔突，脱口吟出一首“枪杆诗”来，记得那最后几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