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直达影像（第4/6页）

我在乐清找到的其中一张9.11影碟，里面大部分内容都编选自凤凰台。虽然政府传媒的新闻报导里避免对美国做出任何批评，凤凰台的口吻却截然不同。袭击过后几个小时，凤凰台里出现了一个叫曹景行的男人，他的身份只是标注着“政治评论员”。曹景行说：“为什么其他国家那么憎恨美国呢？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他评论劫机事件：“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扣下了人质呢？美国人的荣耀几秒钟内荡然无存。”

这张影碟剪辑粗糙，时不时地，影片就在中国评论员和美国新闻镜头之间突然转换。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布什说了一句话：“今天早上，自由本身受到了一个不敢露脸的懦夫攻击。”——然后他就消失了。接着是科林·鲍威尔发言的只言片语：“再一次，我们看到了恐怖主义，看到了恐怖分子，看到了不相信民主的人，这些人竟相信杀害别人就可以——”布什又出现了：“自由本身受到了一个不敢露脸的懦夫攻击。”这一段重复播放了三遍，然后凤凰台的评论员又出现了。

这家中文台用了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福克斯广播公司的镜头，看起来几乎就像是那些插播的好莱坞电影一样让人迷惑。福克斯的标志出现在屏幕一角，画面也和美国观众看的一样，然而这些镜头却伴随着反美的中文评论员出现。我想起了威利的评论：中国政府无法表达它的真正感受。那属于政治，但这个却是商业；媒体带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新闻警察用一样的镜头，在中美两国贩卖爱国主义，而两个国家的人民都欣然接受。

威利的教室里装饰着一面中国国旗，还有一句镶在镜框里的话，这句话是周恩来说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校园不大，但很整洁：崭新的六层楼，体育场铺着橡胶跑道，在浙江的毛毛细雨中反射出光泽。走廊里挂着一排孩子们的优秀艺术作品，都镶在镜框里。这在中国是不寻常的事情，公立学校的墙上一般都挂着政治正确的人物画像，那些人物总是表情严肃、不苟言笑：毛主席、孙中山、马克思、列宁。我问及威利孩子们的这些艺术作品时，他告诉我说，这是一种宣传。“校方想要家长们看到这是间好学校。”他说。

一天早上，我旁听了威利7:30开始的课。那是八年级的课堂：30个男孩和女孩都穿着制服——白色衬衣、蓝色裤子。威利站在他们前面，问了一些简单的问题，他们用英语回答。威利说：“隔壁班的同学，他们的教室就像——”

“猪圈！”男生女生齐声叫喊道，哈哈大笑。

“很好，”威利说：“现在开始上课。”

课本叫做“中国初中英语”，这天的课文是关于新经济情况的。里面有一段用“特别英语”写的一段短短的话：

王伯父拥有一家工厂。他在1989年开了这家工厂。工厂生产梯子。有一天，我去了王伯父的工厂里看他……

威利大声地朗读了这段话，然后他往黑板上写了一些单词。他瞥了我一眼。

“1989年是个很有意思的年份，”他说。“那一年，北京发生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现在，跟着我念……”

没有一个学生听懂了他的暗示，于是他的话就消失在和谐一致的齐声诵读里。威利转向一个男孩问道：“他们在工厂里做什么？”

那男孩站了起来：“他们在参观那些机器。”

“很好。你可以坐下了。”

另一个学生站起来了；威利又瞥了我一眼。

“他们在工厂里做牙刷吗？”

（注：前面章节里提到，牙刷在威利的母语四川话里是骂人的话）

“不是的。”男孩回答。

“他们做什么？”

“他们做梯子。”

“很好，你可以坐下了。”

有那么半个小时，威利的授课分成了两个层次。教科书上的课文内容展开了——王先生，梯子，工厂，出口经济带给人们的欢乐；然而时不时地，威利就会说一些只是我能听懂的话。他丢下一些四川俚语的英文翻译；在种种影射中和我分享涪陵岁月的回忆。当课文的另一个部分又提到1989年时，威利再一次停了下来。“我想知道，王伯父的工厂是在1989年6月开的吗？”他说完这句话，又继续讲课文的内容。学生们并不知道，有一条隐秘的英文专用通道越过了他们的头顶，直接通往坐在教室后面的外国人那儿。

传统来说，中国老师都站在讲台后面，然而威利却在学生们中间自由地走动。威利一句中文也不说，但学生们都能跟上他的节奏；他们的英语很好。威利叫了几个学生来表演课文的内容，他加了一个简单的道具：蒙眼布。男孩们很快就蒙住了双眼，随后他们就开始表演蒙眼参观王伯父的工厂。教室里回荡着笑声；这节课还剩下5分钟的时候，威利合上了课本，在一行行学生之间走动。

“你父母做什么？”他问一个女孩。

“他们开了家工厂。”

“他们的工厂生产什么？”

“工厂生产电视机零件。”

其他学生一个接一个地回答关于父母的问题：他们是养鱼的。他们在北京做生意。他们为一家公司工作。他们开了一家工厂。下课铃响了；教室里的语言转换回温州话；休息时间的喧闹声从走廊里传来。看着我从前的学生给他的学生上课，是我整个九月感觉最棒的事情。

我在浙江的最后一天，温州政府测试了空袭警报系统。台湾就在海对面，通常这种测试表示海峡要举行某种军事演习，或者是那座岛上有什么政治事件。但近期中台关系没有什么冲突，下一届台湾选举还有两个月才举行。这次空袭警报可能是当地政府想在9.11发生之后，为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做好准备。

在温州城里，我去见了另一个以前的学生，她的名字叫雪莉。1997年，她移民到了浙江，经常写很长的信给我和亚当。她在信里描述了她长途跋涉前往东部的种种细节：火车上的一个营养不良的婴儿，她假装自己不是四川人、和一个浙江本地人的谈话。她的英文写得很优美，我总是记得其中一封信的结尾：

亚当，这些故事是最让我感到震动，并且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它们都是真实的。

我来温州前不久，雪莉给我发了封短信，告诉我她结婚了。她起初在一家私立学校教书，但最近她在大虎打火机公司找了一份国外贸易代理的工作。在温州数不清的打火机制造厂中，大虎是最有名的一家。雪莉的工资是一个月2000多人民币——也就是是250美元，她是我如今混得最成功的几个学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