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E 一尊青铜头像

过去正在修建之中；它躺在一座座房屋、一条条公路、一个个建筑工地下面。通常，过去的重现纯属意外：某人挖着坑，土里出现了某个东西。最后，是运气发现了中国绝大多数的文物。

对于任何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而言，这种发现过去的模式都是过于简易的；甚至最伟大的发现也不过是从世俗生活中派生的。有人生病了，买了些龟壳作药；那些龟壳恰巧就是甲骨。1974年，中国北方出现了旱灾，西安城外的农民们挖了一口井，发现了秦始皇的兵马俑。1976年，全国掀起了学习模范公社“大寨”的运动，作为运动的一部分，安阳的居民得到命令，要夷平所有的山地，以便获得更利于耕作的农田。这是毛泽东的又一个天才想法，这个想法没有任何的农业价值。不过，由此在安阳展开的挖掘工作，导致了富浩夫人墓的出土，里面藏有的商朝青铜器和玉器，是迄今为止发掘数量最多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重新发现过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如今，推动考古工作的力量是经济而非政治；不会再有“学习大寨”的运动了。市场已经证明了其擅长毁坏古城的一面，但在发掘古迹的一面，它也具有同样的高效率。这是与推土机的“阳”相对而言的“阴”：像北京这样的古城消失了，像赵老先生这样的四合院住宅被拆掉了；但正在施工的工程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发出一座座古墓和地下的城池。“拆哪”的经济开发着过去，尽管同时也在摧毁着它。

在金沙，一家建筑公司正在兴建一条商业街，工人们在施工中偶然发现了一座至少有3000年历史的陵墓。西安城外，修建公路的人们发现了一些大坑，坑里有汉景帝的兵马俑；汉景帝是汉朝的第四个皇帝。在洛阳，开发者们为修建一座商场挖掘地基，结果发现了一座东周的皇家陵墓。考古学家就像抢险队的人一样工作：每当建筑工程发掘了一处古迹，专家们就被召来善后，把活儿做完。

1986年7月23日早上8点，在四川省一个叫三星堆的村子里，一群村民正挖着用来造砖块的硬土，忽然发现了一堆贮藏的漂亮玉器。随后考古学家介入了挖掘工作，在那个夏天，他们挖出了两座大型墓坑；两座陵墓都建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相当于商朝的时期。考古学家发现了80副象牙，4000多个贝壳，还有金、玉、石、琥珀和陶土做出的各种手工艺品。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出土的青铜器，其工艺质量和艺术风格显示，它们明显出自一个发达的文明。这些青铜的雕像里，包括一棵高达13英尺的树，以及一座8英尺多高的人像，人像上还有50多个青铜铸造的人头。这些青铜雕像的风格，与此前在中国发现的任何古物风格都截然不同；而事实上，根据考古记录，历史上出现的下一座人体雕像，与这些雕像之间相隔了近千年。三星堆出土的雕像与安阳出土的文物之间没有半点相似，而两者之间只隔了700英里。这些四川的墓坑中没有甲骨，也没有刻了字的青铜器；没有半点文字的记录。没人知道谁造了这样的东西。

在中国，政治权力通常源自权力中心，人们自然而然地觉得文化也该是如此。蒋介石认为，维吾尔族和藏族这些少数民族起初都是汉族人，只是随着好些世纪的与世隔绝，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产生了改变。20世纪初期，考古学家都用大致相似的术语描述古代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中部平原的部分地区，例如安阳这样的地方；然后逐渐向外扩展。在中国人的设想里，民族的根是统一的整体；对寻求这一整体的强烈渴望，激励着他们在日本入侵和国内战争时期，坚持在安阳地区展开挖掘工作。那时的考古，有助于维持中国的统一。

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整个20世纪中叶，这种文化扩散论都受到了抨击。在近东地区和地中海，很多专家都认定，这种观点应该是政治因素造成的。对于文化发展的方式，专家们开始探索其它可能的解释，例如不同部落之间的贸易交换。中国迟迟没有接受这些理论，部分原因是由于现代的它投入在统一性和持续性的论调里。还有就是证据收集的相对狭窄：大部分考古学家都只盯着安阳一个地方。

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大潮，为人们产生各种不同的想法提供了平台。随着移民和旅游的人们开始看到这个国家的多元化，人们忽然意识到了彼此间的差异。1980年代，像高行健（《灵山》的作者）和马建（《红尘》的作者）这样的作家，开始了长途旅行，随后出版了自己的书，书中描绘了这个国家不起眼的地方，那些边远而模糊的角落。1990年代后期，对属于中产阶层和上流阶层的中国人来说，西藏和云南成了新的旅游热点。少数民族宣扬其与众不同的特色，虽然不免有流于鄙俗的嫌疑：载歌载舞的人群，五彩缤纷的服装。

同时，好些建筑工地都挖掘出了文物，这些文物并不太符合对古代中国的传统认知。1980年代，湖南、江西这些南方地区的考古学家提出主张，他们认为在这些地方发掘的青铜器与商朝的青铜器大为迥异，所以应该考虑这些青铜器源自另一个独立的文明。起初，绝大多数的中国学者反对这些理论，但三星堆出土的证据成了一个转折点。只要看一眼那些青铜铸造的头像，就不可能得出结论说，这儿的文化发源于安阳。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艺术上的独立性是显而易见的；湖南和江西出土的文物可以说也是如此。考古如今为“分裂”中国出了一臂之力。

最后，大量的理论只能依据情形而定：人们在偶然之中发现的是什么，又恰巧用了何种角度去辨识这些出土的文物。个人与一件文物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被其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所决定。视角至关重要：如果你相信你站在中心，那么扩散论就是自然产生的见解。但是，如果你从外及内地接触一个文化，你看待这个文化的视角会截然不同。

视角1

距离：7,536英里。

地点：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马考米克厅406房

解说者：罗伯特·贝格利

贝格利教授是研究古中国青铜器的学者，他以才气横溢和讲究精确闻名，对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倾向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提出假设，他常常发出批评之声。他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说话谨慎小心。我为写一篇《国家地理杂志》的稿件而采访他时，他强调说，中国国内的传统心态，使人们向来都对新发现回应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