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四合院

2000年10月26日早上8点20分

在北京呆了一年后，我终于离开了那间租来的旧公寓。还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这个住所一样，给了我一种如此“名不副实”的感觉。我从来没有在我的厨房里煮过一顿饭，也从来没有在房子里看着电视度过一个夜晚。我从来没有请任何北京的朋友来过我家做客。我没有买任何的家具，也没有往墙上挂哪怕一件东西。我从来没有用这个地址收到过信；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这地方的确切地址是什么。绝大多数的夜晚，我都是在外面度过的。我也常常带着我的帐篷和睡袋，去别的城市旅行。有时候我一走就是两个星期。这就是一个自由撰稿人的生活：游荡，写作。

我每次都回到了一个改变了的城市。有一次，我因为采访事宜到外地去了一趟，回到北京以后，我就去附近一家我最爱吃的面条餐馆吃饭，却发现那一片地方整个拆空了，说是要建新的住宅区。回到北京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震惊，有时一个月的出外旅行归来，我就感觉自己成了李伯凡文克（注：华盛顿·欧文短篇小说里的男主角，此人打猎误入森林深处，重新出来时发现世上已经过了20年）。整座首都的旧街区一片片被拆掉，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崭新的楼房。过去，北京城中心有很多“胡同”，并以此闻名。这个词起源于蒙古语里的“水井”，后来用于形容两侧都是宅院的窄巷。到了1990年年代末期，胡同正以飞快的速度消失，然而关于用什么来取代胡同这种特色建筑，人们却只字未提。北京的城市发展争分夺秒，发展的速度成了头等大事。大部分新建的楼房没有任何特色，无非是草草设计、廉价建造、粗糙完工。这些楼房看起来像临时的建筑，一大片连起来就是古怪的新小区，和这座城市格格不入，看起来很快就会被别的什么取代。

在一座流动的城市里，我过着流动的生活。我住的公寓里什么也没有动过，我安身的这座城市最大的特色已经不复存在。在过了一年漂泊不定的生活以后，我终于决定找一个像家一样的住所，给自己一种稳定感。我在菊儿胡同里找了一间房子。对于外国记者来说，那儿并不是一个合法的住所，不过我知道，我只要在那些什么周年纪念日之前避开警察就行了。我只想住在还未拆掉的旧北京城区里，为此我什么都愿意做。

从紫禁城一直向北延伸至旧时的北京城墙，座落着一串的公园和胡同，菊儿胡同就靠在它们边上。这一带很安静，街道很窄，汽车无法通过；并且禁止大型的建筑工程施工。所有建筑都不过几层楼高，很多建筑都只有一层，就是人们所说的“四合院”。城市里那些高速发展的区域有着各种各样的喧嚣，这里却一片宁静，只偶尔从远远的地方传来一两声轻响：风拂过槐树的枝条，雨点从瓦房顶滑落。早晨，小贩们骑着自行车，载着货物，穿过小巷，高声叫卖着。啤酒，醋，酱油。大米，大米，大米。收集破烂的人推着车子走过胡同，想跟居民们买泡沫塑料、厚纸板和废弃不用的电器。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男人喊：“长头发！长头发！长头发！”他是从河南到北京来的，在河南一家出口假发和驳发的工厂工作，那家工厂主要做非洲裔美国人的生意。那个贩卖头发的人在胡同里游荡，用15美金买一条漂亮的马尾辫。有个女人从家里出来，手里捧着两条黑色的长辫子，用丝绸手绢包着。这是她女儿上回剪头发时剪下来的。

有些胡同的居民在自家房顶上弄了些临时的鸽子笼，还把哨子拴在鸽子的脚上；于是每次有一群鸽子从头顶飞过时，都会听到哨子的声响。在北京的旧城区，如果听见那些低低的嗡嗡声随着鸽子的翱翔时而升高，时而降低，就表示那一天是晴朗无云的好天气。傍晚时分，负责收垃圾的男人推着车子，吹着口哨，走过整条胡同。口哨声随着他的身影渐行渐远，通常他的身影刚刚消失不见，太阳就徐徐落下。夜晚是宁静的。菊儿胡同里面一张对着窗户的书桌——这就是我在这喧嚣都市里的绿洲。

然而，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宁静总是转瞬即逝。我搬到菊儿胡同不久，一个邻居跟我说，有件事情我应该去了解一下。隔几条街那边，就不属于这一片的建筑保护地带了；那儿有个老人，他住的四合院要被拆掉了，他正为此与当局奋力抗争。那间四合院大概有400年历史，住在里面的那个老人也已经82岁了。他向法院提交了两起诉讼，矛头指向政府。那个邻居提醒我说，这种事情会变化很快；他无疑是对的。这件事情从发生到结束，一共用了78天。

2000年8月9日

这男人很老了，不过他可不属于“人老体弱”那一类。他比绝大多数的年轻中国人要高，半个世纪前他曾经参过军，如今他的腰杆仍然挺得像军人那么笔直。他今年82岁了，仍然坚持每周至少打两次网球。他的眼看起来像龟眼一样：深黑色的眼睛耷拉在眼皮底下。然而，每当他说起这片注定即将不复存在的街区，他的眼睛就一下子亮了起来。

“胡同和四合院这种东西，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他说：“这个房子比美国还要老呢！”

他常常用英文说话。他的名字叫赵锦星（音译），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赵老”。他属于“北京精英”的一代，而那一代人消失的速度与胡同一样快。那就是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的满族人，他们那一代成长在汉族人和外国人的夹缝之间。赵老的父亲是津礼会的神学家，拥有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四个子女从小就学习中英文两种语言。赵老和他的兄弟姐妹一样，都曾经在美国呆过。二战期间，他在檀香山为美军工作过一段时间，教美国士兵们汉语，为他们入驻当时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做准备。

而那场入驻并没有发生；“二战”一结束，另一场战争随即开始了，那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战。到1940年代后期，局势已经明朗，毛的军队将掌控整个国家，此时受过国外教育的年轻中国人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赵老的两个兄弟留在了美国，而他和姐姐一起回到了中国。他们最后都成了北京某所大学的英语老师。

“我的父亲希望我们回国。”赵老解释道：“父亲说，中国是我们的家。”

我和伊恩一起采访赵老先生。伊恩也听说过那两桩针对政府的诉讼。赵老先生在他的客厅接待我们，他家的客厅窗户朝南，对着砖墙围起来的后院，院子在8月的阳光下烘烤得灼亮。他和妻子黄哲（音译）一起住。他们俩1953年结的婚，在这个北京城的小角落里已经共同生活了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