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周年纪念
2000年10月26日中午12时50分
是纪念日前一天传来的消息。是一封发给外国记者的加密邮件：
10月26日，广场上将有一场大规模的集会。其中一个高潮将出现在下午一时左右。在国旗和纪念碑之间的地方。这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聚会……在我们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再出现如此盛大的聚会了。祝您一天愉快！
一个身在北京的Falun功拥护者发出了这个消息。他是个电脑专家，知道如何掩饰自己所写的电子消息的轨迹，他总是很小心地对信息加密。然而，在网吧监控之下，他注定将要在两年内被捉获，然后遣往劳改营。不过从电子邮件的口气里，你不会想到这个“集会”可能涉及的内容，也不会想到邮件的作者正处于危险之中（“祝您一天愉快！”）。他所用到的“聚会”这个词则格外让人感到困扰。一整年来，抗议活动不断升级；一个个日子就如同是某种残酷的牺牲仪式，不断累积着。4月25日的抗议活动后接着就是5月11日，那是Falun功创始人李洪志的生日。 5月13日随后（Falun功组织成立的周年纪念）。然后是7月22日（设立第一条反对Falun功法律的周年纪念）。10月1日则标志着人民共和国走入51周年。
每个周年纪念日，天安门广场上都有人举行抗议活动，参加者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外国记者们溜到旅行团的人群里，从来不做笔记；通常我们只是闲站着，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观察并用脑子记住发生的事。摄影记者就要更有谋略了。我们通讯社的摄影记者开始在脖子上挂两台相机，有时候他挂三到四台，那些照相机总在他脖子底下摇晃着；同时他手里还拿着一个小小的数码相机，从臀部后面拍照。他被警察拘留是无可避免的事情，而且警察会成功夺去他那些显而易见的相机的胶卷，在此之前，那部数码相机就藏在他的口袋里了。不管怎样，相关照片总会登载在第二天早晨的报纸上。
抗议者也变得更老练了。他们仍然遵循其基本原则：如果警察讯问他们问题，他们总是会如实告知他们的信仰。不过，他们会想方设法到达天安门广场，而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有时他们戴着廉价的棒球帽，那是中国国内旅行团游客常戴的帽子；他们也常常会买一些小小的中国国旗，就像为祖国自豪的外省人初次来到首都时所做的一样。不过，他们无法隐藏的一个事实是：他们缺钱。看起来他们都是普通的平民：很多人在国有工厂或共产党时期的单位里工作了一辈子。退休的人常常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吃了苦头：原来的工厂要不就破产，要不就易手了，他们得到的退休金金额很低，或者干脆就没有。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改革开放是一个艰难时期，他们中的好些人在Falun功中获得了安慰，这不足为奇。在天安门广场上，你常常可以通过衣着辨认出这些人：廉价的衣服，廉价的鞋子，廉价的棉袄。很少会看到一个穿着体面地抗议者。绝大多数的抗议者都是女性。
他们的抗议活动策划得更精心了。偶尔，策划中包括了确定的时间——每个人都在同一时刻行动。他们把手臂举过头顶，有时会展开他们的横幅，横幅上写着Falun功的三个基本信条：真、善、忍。他们把传单仍向空中。从5月开始，他们开始撒菊花的花瓣，因为黄色是幸运的颜色。随后，警察会把花瓣全部清除干净，似乎那是一种邪恶的东西。
警察则没什么改进。 他们还是例行公事：便衣们仍然粗暴对待抗议者，下手残忍而又毫无意义。有时看起来就是一种纯粹的暴力展示而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例行公事一次又一次上演，你就开始意识到，这些便衣只是一些愚昧无知的人。就像那些抗议者一样，他们来自一个外观可以辨识的阶层；这些人是既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工作的中国青年男子。他们的长辈可能在改革开放时期感到了思想上的虚空，而他们却只是一群纯粹的失败者。他们错过了新经济形势下的各种机会。
每当抗议活动涉及到了确切的时间——比如说，1点开始；那么一切就会像一场吓人的运动一样，在比赛准备阶段已经宣告结束。记者们富有策略地混在外国旅游团的游客之中。便衣警察搜寻着衣着穷酸的老太太，试图找出抗议者。不过那些女人常常能把便衣警察辨识出来，并千方百计地避开他们。这逐渐成了一场慢动作的追逐活动：一个平头男人走向一群中年妇女，女人们四处散开。对于一个观察者来说，这是北京城里最为令人沮丧的景象之一：便衣大肆追捕中被剥夺财产的中国人；一群过气者和一群虐待者，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男子搜寻着没有安全保障的中老年妇女。你知道自己该站在谁的一边，但你也知道没有人会在这场追逐中胜出。
12点30分，所有人都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上。警察：鬼鬼祟祟的，闲站的，不断徘徊的。信徒：假的游客，手里抓着中国国旗，避开便衣。记者：假的游客，双手插在口袋里。我已经劳累不堪了：我的这一天早晨，是从当局动手强拆赵老先生四合院的事情开始的。有那么一些在北京的日子，一天过起来就如同一周那么漫长；今天大概也是如此。
大多数参加集会的人都在北面的广场上等待着。这一大片石板地被分割了两回：第一个分割物是革命烈士纪念碑；第二个是毛主席纪念堂，那是座矮矮的花岗石建筑，外观丑陋，里面存放的是毛主席的尸体。纪念堂的两侧都停满了车辆。我飞快地数了数：14辆货车，11辆巴士。天安门上很是热闹，到处都是真正的游客，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
有人抢先行动了。差10分1点，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一群假扮的游客忽然举起了横幅，并大声喊道：“Falun功是好的！”警察开始奔跑起来；一辆货车隆隆地驶离毛主席纪念堂。在革命烈士纪念碑旁边，另外一群抗议者如法炮制，也举起了他们的横幅。在国旗前面，有人往空中一把把地扔着传单；另外两辆车加速开过广场。更多的横幅，更多的传单；更多的巴士和货车。我刚好站在广场的东边，那儿有个信徒拼命把白色的传单扔到纪念碑上。直觉驱使，我弯下腰，飞快地抓住一张传单，一把塞到口袋里：
神不会原谅蛮不讲理的行为
还我们信徒同胞
还我们Falun大法的清白
我站起身来，广场上已经变了个样子。到处都在行动：一张张传单四处飞散，一条条横幅铺展开来，人们奔跑着、叫喊着。站着不动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一步步走过脚下的石板地；下意识地、毫无目的地。我瞥见一个男人的脸上流了很多血，一个女人被踢打，像胎儿般蜷成一团。另一个男人被按倒在纪念碑上。一个老太太被推到巴士里。最后，在所有的纪念和抗议行动过后，一个受过教育、会说英语的便衣警察，特地被指派过来与外国人打交道。公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