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美国之音（第2/7页）

威利可以算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当然他的英语口语是全班说得最棒的。我其他的学生跟我打电话时，都宁愿用中文；只有威利坚持要用英文——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掌握这门语言。然而，我不能说他的人生道路是最非同寻常的；只是他的故事我了解得最多。毕竟，他只是中国1亿迁移者的其中一个。

邓小平与广安镇

威廉·杰佛逊·福斯特于1975年8月18日出生在双龙镇10号村第3生产队。那儿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什么重要的大事。10号村没有出过名人，也没有什么古建筑或是刻了字的碑。那儿最古老的建筑是横跨蜗牛河的胜利桥。这座石桥是在40年代建造的，刚建好不久就被洪水冲垮了，后来整修了一半，桥身的宽度刚好能容一人通过。桥上并没有打过什么胜利的仗，然而“胜利”是新中国一个很流行的地名。为简单起见，共产党人用数字为当地的农村和管理单位重新命名。10号村的人口数量少于1千。

50英里以外，在四川东北部，横越那些低低的绿色山麓和太阳下闪着光芒的稻田，是一个叫“广安镇”的地方，邓小平在那儿出生和长大。1975年，广安镇只是中国其中一个偏僻的农村；而邓小平也只是其中一个曾经大有前途的政治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了两次政治清洗。1977年，邓小平恢复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后，他迅速爬升，很快成为这个国家最强有力的领导人；然而他从来没有回过故乡广安。他大概是想避免像毛主席时期那样发扬个人崇拜，毛泽东的故乡已然是人们心中的圣地。从某种程度而言，邓小平让他的故乡、这四川的一个角落停留在贫穷而被人遗忘的状态，以保护这个国家。

双龙镇比广安镇要穷，而10号村还是双龙镇里面较穷的地方。这儿没有正式记载的历史。大部分的居民，就像威利的双亲一样，是不识字的。当地过去发生的事情，有些被人们记住了，有些就留在过去，不被言说。威利的父亲生于1941年，他告诉他的儿子们，他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岁月是大跃进时期。那一场政治运动从1958年持续到1961年，当时毛泽东疯狂推进更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这场运动的结果是引起大灾荒，有几百万的中国农民死去。那时候，威利父亲的好些亲戚以及儿时玩伴都饿死了，但是现在的威利父亲拒绝谈到当时的情形。他觉得，那些不堪回首的细节，应该被逐渐遗忘。

他把儿子取名为：李毛，李泽，李东

威利父亲愿意记得大跃进过后的那些日子，例如“文化大革命”。与大跃进不同，受文化大革命影响的主要是城市和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这也是如今文革这段历史比大跃进更广为人知的原因之一。虽然文革的政治斗争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非常激烈，但当运动波及到农村时，往往减弱了很多。政治通常就是这样：一场运动就像一串从远方传来的编码，这里一点儿那里一小段，村民们抓住了其中一些碎片，又忽略了另外的一些。在共产党取得胜利以后，有一个姓李的10号村村民陆续生了三个儿子，他骄傲地把三个儿子依次命名为李毛、李泽、李东。每当他在田里干活，叫他三个儿子来帮忙时，他就会大喊：“毛，泽，东，马上到这儿来！”他宣称，这是他表达自己热爱毛主席的方式。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农民们从村里的宣传大喇叭中听到“阶级斗争”这个词儿，并开始进行模仿时，他就变成了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在10号村，农民们绑了他的手腕，把他吊起来，斥责他乱用主席的名字，并且强迫他在公共厕所里喝尿。

在文革中，威利的父母都很穷，也没有文化，难以变成攻击的目标。实际上，对这对夫妇来说，那段日子还是挺幸运的——威利的母亲生下了三个健康的男孩。戴建民是最大的一个，他出生在1971年，戴和平两年后出生。1975年，他们的母亲生下了第三个儿子。他们给这个婴儿取名叫“小红”，因为他身形很小，肤色又发红。红色在中国象征着吉祥；确实，这个小婴儿出生的第一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威利还不到10个月的时候，毛主席逝世了。

“你下次和毛主席会面是啥时候？”

当毛主席的死讯公布时，威利的父亲正在双龙镇另一头的一个化肥厂里帮忙盖房子。那儿一共有三个工人，当大喇叭里传出这个消息时，他们全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听完了广播，没有一个工人说出一句话。许多年来，他们一直重复着这个口号：“毛主席万岁！”如今，他的死讯听起来是让人难以置信。

那一晚他们没有回家。在工地上搭的简陋木棚里，三个工人一起躺在一张宽大而粗糙不平的板床上，过了一晚。威利的父亲没有睡着；他知道这一次不是以往那些不断来来去去的政治运动，这一次非比寻常。未来会发生什么，他无法预期；然而他敢确定，一切都即将改变。

那晚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悄悄的流泪。后来他才知道，另外两个工人也和他一样，整晚都没有睡着，静静躺着流泪。

10号村的毛主席追悼仪式在当地学校的操场上举行，那操场灰尘满天，拥挤不堪。整整7天，没有一个人工作；他们都在赶做悼念用的白色纸花圈，并且在一幅逝去领袖的画报面前不断磕头。追悼仪式的的头1天，有个叫刘玉清的女人在10号村的群众中脱颖而出，因为她的哭声最响。第2天，村民们开始觉得这个女人有些不对劲。到了那一年年末，这女人总是在稻田里漫无目的地奔跑，到处跟人说她是毛主席的秘密情人。她声称，她与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一起，设计了村里的胜利桥。她常常说到一半就匆匆打住，告诉别人她要赶紧去参加很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威利小的时候，刘玉清总是在蜗牛河附近偷偷出没，在河里洗她那缠绕成团的头发，唱着关于毛主席的歌曲，还把那些歌的歌词改掉，换成自己编的一些充满性暗示的歌词。她用直白的当地方言“睡瞌睡”描述那件事：我“睡瞌睡”毛主席。威利和其他的玩伴们听到了就会大笑，并朝她喊：“你下次和毛主席会面是啥时候？你要再睡瞌睡他吗？”当刘玉清的儿子们长大后，要去农田干活时就把母亲锁在屋子里。

农民工的诗歌

关于“一切都将改变”的预测，威利的父亲是对的。虽然他不识字——他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但他很聪明，当经济改革逐渐渗透到村子里来的时候，他反应很快。80年代末，他在双龙镇组织了一帮人，开始做私人的建筑工作。到了改革开放第五个年头，威利一家在第3生产队中成了较为富裕的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