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断桥

1999年6月4日

那个夏天是天安门广场示威十周年。从五月下半月开始，国外报纸刊载了一系列纪念文章。我在局里把文章剪下来，将它们归类在T字母下：

茶叶

智库

天安门广场

贸易展

运输

周年纪念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中国人无法公开谈论的这个事件，很难给它命名。剪报时，我把外国媒体使用的名称做了一个非正式的列表：

天安门广场镇压

天安门广场屠杀

天安门广场取缔行动

对天安门广场民主示威的血腥镇压

六四镇压

对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的血腥镇压

1989年6月4日军队对示威的镇压

天安门广场附近对学生抗议者的镇压

北京的报纸上没有任何报道。从1989年开始，政府控制的媒体很少承认这个事件。中国普通老百姓管它叫“六四”：6月4日。在外地，对事件的印象尤其模糊；我在涪陵生活时，我的几个好朋友认真地问我是否真有学生在镇压中死亡。在当年有很多市民走上街头的北京，对事件是否发生的问题没有任何错觉。人们清晰地记得具体的情景，但事件的全景仍是个谜。没人准确知道镇压是怎样进行的，死亡人数究竟有多少。大部分外国媒体估计至少有数百人丧生。

已有充分信息证明，事件最广为使用的几个名字都是不太准确的。大部分伤亡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以外环绕城市的街道，特别是城西。镇压实际开始于6月3日晚上，而非4日。1989年，暴力在城市发生后，一位勇敢的中国记者通过国家媒体官方英文广播发布了一条消息：“这是北京国际广播。请牢记1989年6月3日。中国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剧的事件。几千人，其中大部分是无辜平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枪杀…”

十年后，大部分追悼仪式的时间都稍稍做了调整，地点也集中到广场上。尽管细节已经模糊，但基本的回忆与当年那名记者所希望做到的大致相仿。据说，他受到处罚，在外地接受了几年的再教育。

6月4日那天，我与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轮流出发去天安门，看是否有纪念活动发生。我们错过了两起最显眼的示威——每起有一名参与者，各持续了几秒钟。一位中年男子打开了手写着标语的白伞：

记住学生运动

将国家财产分给人民

便衣警察迅速围过去将他带走，不过美联社的一位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一刻。过了一会儿，一位男大学生向空中撒传单，并立即被捕。传单上写着反政府标语和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

我值下午晚些时候的班。广场本身已经被隔离起来——给某些目的提供了方便。为了纪念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广场正在进行整修。不过，天安门——“上天平安之门”前面，仍有一块开放区域。那天阳光灿烂，外地游客们聊着天，与背景中的毛主席画像合影留念。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注意到人群中的一些人不像游客。他们都是三四十岁的男子，许多人理着平头。他们穿的不怎么样：旧裤子，便宜夹克。他们看上去没受过多少教育。他们看上去不像是玩得很高兴的样子——不笑、不拍照、不买纪念品。他们东走西逛，东张西望，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子。有时，一名男子会站在一群正在谈话的游客背后，似乎试图偷听对话。每隔一段时间，一名平头男子会溜达到另一名平头男子跟前，说了句什么，然后溜达着离开。有几个人手里拿着卷着的报纸。我看见一名男子举起报纸，拿到脸旁边，对着报纸说话。我处于好奇，走过他身边，偷看了一眼。在卷着的报纸里，我瞥见了黑色塑料——对讲机。

我看着便衣警察们忙活了将近一个小时，这是唯一可见的周年纪念了。然后，我骑车去雅宝路的穆斯林饺子馆，准备早点吃晚饭。我吃饭时，一个蹬三轮的师傅停下车子，问我是否可以和我共用在街边的餐桌，这样他吃饭时可以盯着三轮车。他点了一瓶白酒和一碗花生。他用醋泡着花生，边喝酒边吃。他喝酒很快，不过从脸上看不出来。他露着的双腿粗糙多节，好像是从陈年硬木板上雕刻出来似的。

离晚饭时间还有点早，我们是仅有的顾客。饭馆老板——一位北京本地人——在旁边打盹，两条胳膊搭在脏桌面上。三轮车师傅告诉我，他夏天一天能挣10美元以上。他是满族，他为此骄傲。他告诉我满族是怎样建立清朝、统治中国将近300年的。满族是尚武的民族，汉族没法相比；清朝皇帝都得练武。当满族人可真是牛极了。

吃完花生后，三轮车师傅叫醒老板，要了一大碗饺子。和花生一样，他把饺子也浸到醋里。很长时间里，我从没见过这么能吃的人。出于好奇，我问他那天的日期。他不知道，于是他去问饭馆老板。

“六四，”老板立刻回答。他两个手指交叉在一起，形成汉字“十”。他脸上毫无表情地说，“十周年。”

在雅宝路，我学会了从波拉特那里获取消息。他似乎认得这一区的每一个人，他的人脉交际可真厉害。7月初的时候，喜力啤酒在这儿的公园赞助了一场外国音乐节，波拉特拿了一堆工人的通行证。在表演爵士乐的舞台前，我们六个人站在舞台周围，整个北京都找不到这样一群更不像样的维修工了：一个美国剪报员、两个维族中间商，一个中国服装商，还有两个中国人是在工人体育馆做保安的。通过带保安们来听爵士乐，波拉特以后可以免费观看任何一场工人体育馆的足球比赛。

通常，波拉特和我会呆在那家维族餐馆外面的平台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喝着从下水道里拿出来的啤酒，观察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如果有个商人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就会问波拉特这个人是谁，而他通常都知道这个人的事情：他来自哪个遥远的国度，他在买卖哪些匪夷所思的商品。如果出现了他不认识的人，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那个留胡子的阿富汗人是个谜，有流言说他贩卖珠宝和鸦片，但波拉特不能确定流言的真假。那群北朝鲜人是另外一个谜。他们的大使馆就在街道那边，是一座巨型的复合建筑，大门上贴满宣传照片：兴高采烈的朝鲜小朋友们在唱歌，金正日在接见快乐的民众。

偶尔，那几个北朝鲜的外交官员会从维族餐馆外面经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单独行动；他们总是几个人一起，穿着黑色西装，身体僵直，走在街上川流不息的小贩、批发商和妓女之间，显得格格不入。波拉特总是指着他们衣服上别的徽章给我看，那刻有金日成头像的徽章泄露了他们的身份；波拉特还能靠着他们的外交车辆牌照的编号，辨认出北朝鲜大使馆的专车（编号为133）。北朝鲜人开的是一辆中国制造的黑色奥迪，车窗都是黑漆漆的，根本看不见车里的样子。大使馆就更为神秘了——在那些宣传照片的后面，没有任何声息。那座大门永远是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