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血桥

鲍鱼会

后来有一件事证明，田雨把王桂那帮人赶走是对的。郭子豪让人宰了，他的仆人报官时说，入室行凶的是一个独眼龙，田雨怀疑这就是王桂手下的那个独眼龙。要是留他们住下去，迟早会连累东郭先生。

郭子豪为什么被杀？说来话长。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见一个美妇人，先上去调戏，再让手下把这妇人往府里拖。这事本身不算奇怪，河东郡人都知道一句话：“妻女遭人淫，自当报官亭；淫者郭子豪，只当被狗咬。”奇怪的是这女人的丈夫居然敢到郭府去救人，他是拎一把菜刀去的，那哪比得上郭家的刀和剑长，他的手就被剁下来了。人在这种情况下本能的反应是捡回自己的手，他刚要捡，郭子豪又一脚把那只手踢给了自家的狗……他死了，他媳妇回家把郭子豪告了，都没敢到县里去告，知道县里跟郭家是一个鼻孔出气的，直接告到了中央廷尉府。乡民们也联名上书，廷尉非常重视，“我大秦帝国竟然有这种公然挑衅法律的行为！只要情况属实，不管他是谁的外甥，一定严惩不贷！”

这个廷尉是出名的清官，多少权贵、恶霸被他送到了长城上搬石头，他自己也是皇亲国戚，人们在此案上对他寄予了巨大希望。他派出了调查组赴河东郡，取证非常顺利，看到郭子豪抢人的人太多了。关于那个丈夫的死因，调查结果也出来了，当着河东郡的父老乡亲和被害人家属宣布：有二十三人证实，郭子豪的三名仆役将被害人的妻子劫持到郭府，试图轮奸，被害人闯入郭府救人，被一条名为“黑子”的狗咬断了右手，参与行凶的还有另一条叫“大黄”的狗。被告人郭子豪，不仅努力阻止仆役轮奸良家妇女，而且叫来自家医师救治被害人，只因被害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而死亡。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处凶手“黑子”“大黄”腰斩，三名仆役轮奸未遂，各判处三个月苦役，脸上刺字。被告人郭子豪管教仆役及家犬不严，处二十副甲胄的罚金，负担被害人全部丧葬费，并赔偿被害人家属二百两黄金。廷尉狠狠地敲了一下惊堂木，用最为庄严的语调宣布：

“少府工室令郭涛为国鞠躬尽瘁，亲手改进了我军的连弩和战车，为抗击匈奴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战后又负责咸阳排水系统的改造和空中通道的规划，是我大秦帝国的重臣！如今他的儿子受到如此的诋毁，给他精神上造成了巨大打击，给他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原告应对此诬告承担罪责！按律，诬告与所告同罪，原告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考虑到原告被三名仆役劫持时已惊慌失措，丧失理智，未能判明真相，故予以从轻惩处，判处她剃去头发，在郭家的宗庙舂十年大米！”

原告当场撞死了。

这事过后人们对郭家的敬畏之心更强了，河东郡、咸阳，不，全国，谁还敢和郭家作对？河东郡城里的人，只要让妻子、女儿上街小心一些就是了。不过也没有机会了，因为郭子豪的人头被挂在自家门上了，嘴里被塞了一条臭咸鱼。很快，廷尉的人头也出现在咸阳宫广场“商鞅之法”的石碑顶上，嘴里也含着一条臭咸鱼，头颅下面还压着血写的布条：“国无法，民有法。”

陆续又有一些酷吏、恶霸被暗杀，嘴里都有臭咸鱼。

这臭咸鱼，给人们引起的兴趣超过了暗杀本身。难道干这事的是一群卖鱼干出身的人吗？他们很愿意朝廷到菜市场去查他们的来历吗？或者这种鱼有别的寓意？既然他们愿意以此为标志，那就管它叫“咸鱼会”吧。又有一些有学问的人，给它改了个好听的名字—“鲍鱼会”，曾有一片有神迹的龟甲，刻了这么一句话：“七月沙丘，鲍鱼之臭。”大家知道这是臭咸鱼的斯文的说法。

事态终于发展到了这个程度：皇帝的车队经过泾水大桥时，从桥洞里翻出了几名刺客，向御车袭击，总共有六辆一模一样的御车，他们不知道皇帝在哪一辆里，还没来得及打开第三个车窗，就被侍卫砍倒了，有一个人活着被带了回去，在严刑拷打之下，他招认，这是一个燕国的复国组织。他不知道以前的暗杀是不是自己所在的组织干的，因为任务都是单线下达的，他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朝廷无法肯定这个组织是不是“鲍鱼会”，因为“鲍鱼会”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个名字，不是那个组织自己取的。但该组织以昔日燕国的遗老遗少为主是肯定的。秦军攻陷燕国都城时是屠了城的，因为燕太子丹曾派荆轲刺杀秦王，可见燕人对秦国的仇恨有多深。很多燕人就住在咸阳，从相貌上难以分辨，而且现行的通行证、身份证都只记录当前户口，不反映祖籍。必须想办法让巡警在大街上一下就能认出燕人。

这个任务交给了咸阳内史，咸阳内史又把任务下达给了咸阳亭，最后，任务落到了奏谳署的一个专门起草法令的书佐手上。他的本事就是把统治者模模糊糊的念头变成有板有眼的公文。他曾经为人口大迁徙的新形势下如何灭九族提供解决方案—人口档案要存在乡一级行政机构，进行人口普查时，乡吏很容易深入基层摸清居民及其配偶的直系、旁系亲属和祖坟的所在地；人口迁徙时一定要附带这方面的档案，在迁入地、迁出地都要备案，这样，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犯了大逆之罪，朝廷很快就可以查出他全部的兄弟姐妹、叔叔、婶婶、姑姑、姑父、舅舅、舅妈、姨、姨夫、表兄弟姐妹、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等等在哪儿，以及他的配偶的这些亲属，以及他们的祖宗埋在哪儿，以便挖出来戮尸。这位书佐并不觉得这有什么残忍，他坐在清凉的衙门里，撰写条例是他的乐趣、游戏。让这样一个人来区分燕人和其他人是最合适的了。他将要用一支笔、一些木片和一把改错别字的刀来决定千千万万燕人的命运。

人们不会记住他的名字，但确确实实，所谓“法令”是由一个小人物在点着昏黄的油灯、挂着沾着蚊子血的帷幕、窗户上断了几根木条却迟迟没有人来修的衙门里制造的。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把户籍分为“主籍”和“客籍”，前者代表土生土长的秦人，后者代表由其他地方迁来的人，不管他们在这儿住多久，他们永远是客人。在“客籍”中再按齐、楚、燕、韩、赵、魏来分类，并涂以不同颜色的油漆。既然上头特别在意燕人，就把燕客籍涂成最打眼的红色吧，这正好也是囚服的颜色。主籍就不涂任何颜色。

由于有针对灭九族完善的那些制度，调查每个人的籍贯本来是很容易的事—到乡里查档案就是了，但这位书佐凭经验知道，一项威严的法令应该把事情搞得复杂些，他就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吃这碗饭也要把事情搞得又复杂又无懈可击，何况乡里的公仆们也渴望着为百姓做点事。于是办理新牌子的程序就是这样：先由本人填报出身情况，将它交给最基层的里典，里典初审后再交给亭里，亭里复审后再交给乡里，乡里再将几万支以“敢言之”开头、以“敢言之”结尾、中间是上述内容的重复的木片发往全国各地去核实，这些木片又经过乡、亭、里翻来覆去的程序回到户口所在地，如果上一次针对灭九族的人口普查有所疏忽，这次还可以纠正。这样半年过去了，居民就可以到乡户籍处排五里长的队领新牌子了，排队也是为了让他们稍微分担一下公仆们的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