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仁义而国亡[61]，天何为而此醉[62]（第2/4页）

“功利短视”“酷爱和平”二庸德，忝为晚期文明顺民与生俱来之胎记。其实贵族集团往往压制自由，然以其自身性质，断不能灭绝自由。平等与专制结合，反而最有破坏社会文化基因多样性之功。平民化另一天然弱点，在于所计者短，仅及其身家，无所爱于法统，故而于无形态僭主政体，最乏自然免疫力。未若贵族特殊利益纯系人为，维护法统敏感性极高，虐民虽实有之，反而易于抵御无形态权力。吾国文宣家所云“封建罪恶”，十之七八实为僭主之恶，而专制平等化为其远因，医之以变本加厉之专制平等化，何怪乎不起？

梁武与齐同祖，入宋已镇淮阴，昭明、简文、湘东（萧绎）皆文坛健者。辞章体例，能自我作古者，萧公以降，次第无人。任君才堪记室，萧公难任骑兵。江左文化烂熟之兆，历历可见。流民渠帅武运将衰，不足以保障江淮，故而武、元难父难子皆不得不以北来降人为军事支柱。行之善者，犹贺拔胜恩及南兽、王僧辩忠存帝子；行之不善者，则社稷为墟。此间背景，在于永嘉之乱余波渐落，社会性武装集团迁移渐成绝响，北朝郡县化结穴收功。自此，南朝军事资源枯竭，吴兵轻锐、伧楚剽悍，亦成历史名词。而南士自组织能力（就六朝而言，组织能力=宗族自治能力=礼学水准）衰靡，较之僧院再组织能力，不免相形见绌。江陵陷没，梁陈各战斗政权不复有组织士人文治政府之意，舍军需征发外，不知有治，甘弃养民教民之政于浮屠。陈武（陈霸先）开基君臣名讳小号几同异种，映射民间小传统已成断线风筝，而以战利品再分配为国家正供，历武、文、宣三朝不改，竟能安之若素，亦陈国独有之事。侯景之乱，原不过苏峻、祖约之翻版，而王纲解纽、文武道尽，一至于斯！若非南朝社会基层久已异质化，殊难有此诡异。

梁武施治，以释化儒，用内典慈悲之义、外教好生之德，潜移刑宪。自河内司马氏以礼学入法，除当涂肉刑复古苛政以外，存心于刑法人道化者，莫过于此君。治道常为政制探路先锋，其易帜多在政制更化数百年前；司法常为政制保守内核，其景从多在政制更化数百年后。就儒化而论，贾生、董子即其治道先锋，而政制尚用杂霸。待新莽复周政、光武行柔道，政制儒化始定，而狱政犹出文法吏。儒吏短长，纷纭汉魏。典午以礼入法、移孝作忠，司法始与秦政诀别。儒学和平渗透，先于思想（兼并百家），次于政典（退法用礼），终于社会（儒化家族），固非易易。其间且有曹魏之反复。浮屠阑入，则先于社会（汉魏祈福之教），次于思想（六代因明之学）。梁陈之际，甫入政典，乃不旋踵而败。舍释氏自身弱点外，未能于五胡云扰之初，掌握贵族封建制嬗变关键期，以胡僧-胡骑封建共同体阻止官僚-郡县制重现北国（有此重现，则为收兵源税源计，灭法固早晚之事），最为紧要。似此，则北疆列国封建体系将为定局，南朝释化将有数百年余裕渗透成熟，异质文明亦可不致流产。弱国家强社会之下，兼并一统甚难。通古斯系、氐羌系、僚瑶系渐行渐远。东亚将有复数之二期诸文明，而非单数之新儒化官僚国家-三教混融体系 [70]，后者固无不以扑杀歧异为偿者。自然，欲取青春文化炎炎之气，必不能安享天下国家太平之福。末人俗民早习晚期文明之庸福，亦必不能受自由之苦。其虽大而必小、虽强而必弱，自食善因之恶报，尽在不言中。

附注：

朝代更迭是中国历史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历史的特殊性，但朝代的更迭和隐藏在朝代背后的政治-社会变迁并不一定同步。有时，朝代并未更迭，社会已经发生剧变，唐朝中叶就是这样。有时，朝代一再更迭，政治-社会结构却始终维持原状，甚至前后几个政治上相互竞争的王朝，在社会意义上其实是同一个集团。南北朝时期，这种现象尤为突出。西魏-北周-隋-唐的统治集团全体出自北魏戍边六镇的武川镇，以至于赵翼惊叹此地为“王气所钟”。

东晋-南朝前期（宋、齐、梁）的偏安政权，也就是诗人庾信（子山）在《哀江南赋》中提到的“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也属于这一类型。建康诸帝的政府，在社会意义上是北来侨姓士族对吴姓和寒门的统治，在种族意义上是侨、吴新旧移民对江南土著的统治。客强主弱是江东社会-种族结构的主要特点。从秦汉征服到永嘉东渡，军事殖民呈波浪式推进，每一次都增加和强化了原来的分层结构。

江东从来不是华夏民族的核心区，秦汉在这里设置的郡县具有明显的军事殖民性质。秦人置诸暨，戍卫贡道（山阴道）的安全。岭表（天台山外的浙东）地形、种族复杂，置之度外。东冶、东瓯孤悬化外，被土著彻底消灭。取代秦郡县的闽越、东瓯王国是纯粹的百越土著政权，而不是南越那样由华夏统治者和百越被统治者组成的军事殖民政权。汉武帝用“迁其民而墟其地”的残酷政策对付这些热爱叛乱的土著。地方制度比文字记载更加说明问题：西部都尉镇抚钱塘、东部都尉镇抚鄞县、南部都尉镇抚回浦，秩同太守，制同属国，这是汉家对待西域、西羌的军事监护制。

到东汉时期，荆州在长江南岸的四郡集中在湘、沅二水口岸，内地，更不用说山区，布满了洞、蛮、溪[71]、楯[72]之类名目繁多的族群。扬州刺史坐镇淮南（寿春），称他的大部分辖地为江表（江外），而不是江南，车驾时时入洛，极少过江（刺史本来是巡视监察官员），无意中流露了华夏本位主义者对化外之地的真实想法。晋安（今福州）唯一的作用是供南下交州的海船停靠、补给。东汉大儒王朗（的确被孙策赶出江东，但并不曾被诸葛亮骂死）就走过这条路线，他和其他汉代学者一直对两个问题深感困惑：第一，福建是海岛还是大陆？第二，福建土著是人还是蛇？

华夏核心地区的儒化和文治日益成熟，汉光武罢郡兵、晋武帝罢州兵，都是这一进程的折射。但边区不在这些诏令所指范围中，仍然沿袭战国、秦汉旧制，守、尉敌体，方伯例兼虎臣。一般人不大注意：江表居然是这些边区中最大的一个。孙吴政权就是地方武吏和土豪的结合，绥靖山越是它的主要政绩，军事殖民性质往往凌驾于割据性质之上。自建安五年（200）至嘉禾六年（237），吴人卑词事魏，干戈内向，几于无日不战。诸葛恪开新都郡，获得十余万壮丁。鉴于东吴全国军队不过二十余万，动员五万以上军队的战役极少，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