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仁义而国亡[61]，天何为而此醉[62]

先圣之道，百家祖述，迄于魏晋，其脉渐穷。后王负救时之誉者，曹公武侯以降，无不意态萧瑟，有抱残守缺之态。政令猥杂，唯求速效粗安。新莽、清流执着国本、澄清天下之志，不可复得。自仲长统泣百王之弊，至符氏（前秦）、宇文氏尊经复古、用夷存夏，寂寂如长夜。究其细故，衰周诸子定策，犹如摩西遥指迦南，有志未遂，实天之所惠。西京政本，黄老、杂霸、醇儒，次第登场，信用相继破产。吾子吾道之不足恃，在所难掩，殊非“世无明王，途穷而后见吾子”自解。怎奈兵农钱谷之俗务不可一日稍歇，不能不以乡愿之“中道最大公约数主义”[63]填之。人类绵衍景长，端赖礼乐典章尚在，足以憩有生未生之愿景。文明之衰，无不自士人之道穷始，犹日之淹，犹根之枯，寒霜虽远，枝叶尚翠，而宿命已定，待绝而已。魏晋六朝，其太阳澌灭、阴影淹没大地所需之八分钟欤。

江左绍绪，大略言之，不外乎一旷日持久之道统政统退化史。上承东京胜流之文治政权，下启建邺陈家之战斗政权，其间则为坐食遗德、日渐萎弱之清流政权。清流之下，寒人武夫时时暴起，以霸术行兴奋剂政略，再四沦入清流名士柔性规训之手。曹魏、刘宋为其显例。每经一度霸术，必有片刻师武臣力之壮，而后继之以长久之虚脱，终至颓势甚于前朝。文治愈浅，则政统愈弱；霸术愈甚，则建邺政权愈有朝不保夕之叹。梁陈之变，陈武借洞、獠之力僭大位，径以无名编户之家姓为国号，破亘古易君，封号须据历史资源之成例[64]，汤因比所谓“内部无产者”之反攻倒算，至此功德圆满。陈亡，禅代政统所籍之汉魏故事亦亡。汉玺历新莽汉魏晋宋齐梁自若，独亡于侯景之乱[65]，为法统丧败添一注脚。或曰宝物存废，出于偶然，此不思之论也。设若继统政权仰仗文治合法性甚夥，必有或真或伪之玺复出，一如董卓孙坚故事，信之则真，谁复泥其所自？吴儿无玺而帝，不以为憾。政治社会不以为怪，亦无以玺为据自命正统者出，其间透露信息已颇可观。若非强人政治、赤裸暴力已入晚期，乌得至此？

萧梁励精图治，江左文物之盛，造极于是，史有定评。叔达（萧衍）肇基，已居末代士族政权之地，且集古典华夏之末路、浮屠新邦之流产于一身。其史传五色迷离、芜杂诡异，颇有时空穿越之慨，近乎畸胎学标本之纽结数亿年进化淘汰史遗痕器官。论其史者各据其一二，振振有词，无不有理有据而不足驳人，端在乎此。“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大似桀纣之君行其“死后洪水滔天”主义。然梁武刻己爱人，雅量足多，亦在所难诬。天水之前，万口同声，莫不颂其贤德而惜其凶终。魏玄成谥为“恭俭庄敬，艺能博学”（《梁书·武帝下》），颇征时代精神。[66]贺琛、傅奕之异词，曲高和寡，乏人问津。可留意者，贺、傅皆积世宿儒，明经起家，琛之致力《三礼》、奕之疏义《五经》，亦皆有《白虎通》时代活化石之慨，破碎支离不在普通法之下，置诸晋唐学术前沿，性理精微，因明简括，相去云壤。[67]时人目之为冬烘钝才、迂滞偏激，虽有直声，不足回人主之心、塞史臣之口。自温公（司马光）着意，尽翻成局，偏锋一变为主流。萧公佞佛纵戚之罪，始成铁案。此事关系萧梁者浅，印证时风世变者深。盖佞佛、纵戚二事（二者亦有伏脉暗通，容后论），就六朝民间文化、政治社会而言，非罪实功，士民视为仁义功德，籍说部变文流传千余年者，端在乎此。故而陈武收拾离乱，亦必效此。温公叹为愚不可及，自由思想家必将心有戚戚，然中古诸欧、日本史家之视虔诚者爱德华、天智天皇一流人物，正与六朝人士之视梁武同。可敬者比德[68]“醇德无瑕，斯亦不宜苟存浊世”之赞，恰系简之（姚思廉）、子山“行仁义而国亡”“天何为而此醉”盎格鲁版。贺琛、傅奕孤明先发，生不逢时，殆旧儒家辉格史观之以身殉情者，宜乎大受新儒史家青睐。

以后儒之见，“如露亦如电”“天国不在此岸”之政治失败主义，足以反证大一统帝国、士大夫理性主义、儒学保守主义真有济世救民之功，舍此不足为治。此论真伪可不论，然“政治低能足以唤醒古学复兴”之前题，衡诸欧、日史乘，难信而无征。伊拉斯谟之贤何尝逊于文中子，然则泛拉丁士大夫大一统主义终为春冰虎尾。此中要害，在于北朝诸胡何以一变而为颇有战斗狂热之原教旨尊经复古论者，以秕糠魏晋、宪章虞夏为志，士人、夏人、南人反而流连二氏。其间诡异，略同维金诺曼人自居罗马哲人元老，轻贱拉丁基督教徒为左道蛮夷。

钱宾四（穆）云：“五胡不如东晋，北朝胜于南朝。”五胡北朝之新邦，循前历史自然顺序，自部落入贵族封建制，贵族封建制入官僚集权制，其文明层次原与西周宗法甫健之际相若，故而亲周复古，顺流而下，毫不勉强。北朝诸儒，不过起催化剂作用，五胡君长实居主动地位。苻坚，尊经复古之政治理想主义先驱者；宇文邕，尊经复古主义之水到渠成者。魏孝文（拓跋宏），华夏正统主义之浪漫派播种者；隋文（杨坚），华夏正统主义之犬儒派收割者。东京六朝之晚期文明，循后历史衰变顺序，自清流激进主义入士人寡头政体，士人寡头政体入强人赤裸暴力。苟无外患，待其门第尽而政统亡，继之者不外乎马穆鲁克式军事平等主义僭主政体。梁陈之际，此类政体竟有雨后蘑菇之盛况，横行江左，乍生乍灭。

南朝社会的鲜明特点，在于神职、武夫物望之盛，有凌驾文人政府之势，为古典华夏、近世东亚所罕睹；然则衡以中古诸文明，实属正常，反衬现华夏文明之特殊性。二者皆与士族寡头主义有关，大凡政治社会封闭、士庶分明之际，寒人有才有志者，文则为僧，武则为卒，可望以其智力勇武博出身，不拟于文人政府浪费精力。故而神职、军职，一变而为中古平等主义堡垒。大凡高级宗教，无不轻视俗世贵贱，神职之社会平等化功能，中外略同。中西之别，仅在于士人寡头为后历史假贵族，有垄断之实而不能发挥前历史贵族骑士之军事职能，因而终须仰仗官僚制而非封建制为其特殊势力张本。中古历史之三岔口[69]在此，路径依赖既成，其行愈远，愈有积重难返之慨。

唯其如此，六代思辨之盛，远迈先秦，其后莫能超越乃至接近，皆佛徒及佛化士人之心血结晶。余风播于初唐，其后则衰，恰与社会平等化曲线相对。胡适之“宋以后和尚皆不读书”，实肇于是。无奈藏晖室主人拘泥自由思想家立场，必欲视浮屠为病魔，竟至自蔽其视野。科举平等主义既兴，即成政治通货膨胀之源。文化基因多样性，每经易代，必有一度扩张。千军万马，独木桥上；用智之地，唯权术耳，余才注于文艺辞章、随笔小品、短小平快、急智灵才可办者。凡用宏取精，非逻辑严密、体系完备不可者，大抵皆衰。民族文化之黑屋、矮檐退化效应，顺流而下。明王扶之且不能起，无须霸君施暴。神职、军职于列国皆为文武精英所聚之地，独于吾华沦为社会游民养济所，元帝“文武之道，今日尽矣”之叹，虽别有寄托，衡诸世变，仍不啻为卡珊德拉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