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仁义而国亡[61]，天何为而此醉[62]（第4/4页）

南朝的军事资源，如前所述，依靠北方流民南逃，宋、齐、梁三代都依靠这些军事集团起家。这些人的军事素质明显优于吴姓土豪，原因就是五胡掀起的大战远比讨伐山越、洞主的零星游击战更为酷烈。不妨想象一下：将卡斯特将军打败印第安人的部队送到俾斯麦和毛奇面前，把法国的印度支那殖民军送到希特勒和古德里安面前，会引起怎样的军事灾难。侨人武装对吴人、吴人对土著的优势，主要原因不在于中原霸权主义的剥削压迫歧视（尽管这些现象的确存在），而在于人类的永恒法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随着北方恢复和平，南朝军事资源日益枯竭。陈寅恪先生指出，梁武帝完全明白正在来临的危机，采取了重用北来降人的政策，但颓势已经无法挽回。东魏的高洋政府正确地预见到：侯景虽然在北朝是败将，在南朝却足以造成极大的破坏。从萧梁各镇勤王大军面对侯景孤军的可悲战绩，以及梁元帝的江陵复辟政权面对西魏干涉者的外强中干就可以判断，南朝军事集团已经衰败到什么程度。梁元帝的遗言“文武之道，今夜尽矣”虽然有个人负气的成分，却颇为精要地概括了侨姓士族政权（汉、魏、晋、宋、齐、梁一脉相承的正统性）在政治（文）和军事（武）上的破产。

陈寅恪先生指出，萧梁的失败不同于晋、宋、齐的朝代更迭，而是南朝整体的失败。当时的士大夫完全清楚其中意义。诗人庾信喊出了“天何为而此醉”的绝望，史家姚察记下了“行仁义而国亡”的悲情。不可能，上帝错了、历史错了、圣人错了，事情不应该这样！他们都是南朝入北的遗民-士大夫，然而生而为北朝臣民的文中子同样没有忘记：礼乐在东晋，随南朝俱亡。他们知道，以“汉魏衣冠”为象征的第一个中国——纯粹的华夏文明——已经“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他们生活在“北代神君、阴山贵种”统治的第二个中国——冒牌的隋唐文明，注定是永远的异乡人，流亡永远不会结束。

在侨姓士族政权的废墟上，寒门浪人、吴姓土豪和蛮夷酋领可以扬眉吐气了。然而，这些缺乏法统和内在纽带的力量只能维持一个勉强的“战斗政权”，而且战斗力还不如侨姓萧梁政权。它的幸存不是因为自身的强大，而是因为北朝的统一尚未完成。只有两种“假设历史”能够拯救南朝：佛教像基督教瓦解神圣罗马帝国一样，破坏北朝大一统官僚帝国的生成；或是外部干涉者像英格兰一样，精明地运用其力量，保护“欧洲的自由”或欧洲的分裂。但是，如你所知：东亚世界没有得到，也很可能无力承受这样的机会。

在南朝的残余爝火上，浪人冒险家陈霸先粉墨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