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尼采综合征”批判

20世纪80年代之初，一个幽灵悄悄潜入中国。最先是学理的现象，后来是出版的现象，再后来是校园的现象，再再后来是食洋不化的盲目的思想追随乃至思想崇拜现象——并且，终于，相互浸润混淆，推波助澜，呈现为实难分清归类的文化状态。

因而，从当时的中国学界到大学校园，甚至到某些高中生初中生们，言必谈尼采者众。似乎皆以不读尼采为耻。

是的，那一个幽灵，便是尼采的幽灵。“思想巨人”“上一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大师”“悲剧哲学家”“站在人类思想山峰上的思想家”“存在主义之父”“诗性哲学之父”……

中国人曾将一切能想得到的精神桂冠戴在尼采幽灵的头上。刚刚与“造神”历史告别的中国人，几乎是那么习以为常地又恭迎着一位“洋神”了。

时至今日我也分不大清，哪些赞誉是源于真诚，而哪些推崇只不过是出版业的炒作惯技。

然而我对中国学界在80年代之初“引进”尼采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在渴望思想解放的激情还没有彻底融化“个人迷信”的坚冰的情况下，尼采是一剂猛药。

尼采“哲学”的最锐利的部分，乃在于对几乎一切崇拜一切神圣的凶猛而痛快的颠覆。所以尼采的中国“思想之旅”又几乎可说是适逢其时的。

十几年过去了，我的眼看到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当年的“尼采疟疾”，在中国留下了几种思想方面的后遗症。如结核病在肺叶上形成黑斑，如肝炎使肝脏出现疤癫。

这时我忽然想说说尼采的动机。

在哲学方面，我连小学三年级的水平都达不到。但是我想，也许这并不妨碍我指出几点被中国的“尼采迷”们“疏忽”了的事实：

尼采在西方从来不曾像在中国一样被推崇到“热发昏”的程度

“存在主义的演讲过程中，尼采占着中心席位：如果没有尼采，那么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是不可思议的，并且，卡缪的《西西弗的神话》的结论，听来也像是尼采的遥远的回音。”

这几乎是一切盛赞尼采的中国人写的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过的话——普林斯顿大学考夫曼教授的话。

然而有一点我们的知识者同胞们似乎成心地知而不谈——存在主义也不过就是哲学诸多主义中的一种主义而已，并非什么哲学的最伟大的思想成果。占着它的“中心席位”，并不能顺理成章地遂成“思想天才”或“巨人”。

又，尼采两次爱情均告失败，心灵受伤，终身未娶；英年早逝，逝前贫病交加，完全不被他所处的时代理解，尤其不被德国知识界理解。这种命运，使他如同思想者中的凡·高。此点最能引起中国学界和知识者的同情。其同情有同病相怜的成分。每导致中国学界人士及知识分子群体，在学理讨论和对知识者思想者的评述方面，过分热忱地以太浓的情感色彩包装客观的评价。

这在目前仍是一种流行的通病。

“上帝”不是被尼采的思想子弹“击毙”的。在尼采所处的时代，“上帝”已然在普遍之人们的心里渐渐地寿归正寝了。

尼采只不过指出了这一事实。

在西方，没有任何一位可敬的哲学家认为是尼采“杀死”了人类的“上帝”。只不过尼采自己那样认为那样觉得罢了。

而指出上帝“死了”这一事实，与在上帝无比强大的时候宣告上帝并不存在，甚或以思想武器“行刺”上帝，是意义决然不同的。尼采并没有遭到宗教法庭的任何敌视或判决，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二者的截然不同。

上帝是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自然“老”死的。

关于尼采的断想

好在尼采的著述并非多么地浩瀚。任何人只要想读，几天就可以读完。十天内细读两遍也不成问题。他的理论也不是多么晦涩玄奥的那一种。与他以前的一般哲学家们的哲学著述相比，理解起来绝不吃力。对于他深恶痛绝些什么，主张什么，一读之下，便不难明了七八分的。

我还是比较能接受尼采是近代世界哲学史上的一位哲学家这一说法的。但——他对“哲学”二字并无什么切实的贡献。这样的哲学家全世界很多。名字聒耳的不是最好的。

尼采自诩是一位“悲剧哲学家”。

他在他的自传《看，这个人》中声称，“我是第一个悲剧哲学家”。大有前无古人的意思。

这我也一并接受。尽管我对“悲剧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好比已承认一个人是演员，至于他声称自己是本色演员还是性格演员，对我则不怎么重要了。

在中国知识界第一次提到尼采之名的是梁启超，而且是与马克思之名同时第一次提到的。这是1902年，尼采死后第二年的事。

梁氏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尼采的个人主义，是当时德国“最占势力的两大思想”。

再二年后，王国维在《叔本华和尼采》一文中，亦对尼采倍加推崇，所予颂词，令人肃然。如，“以强烈之意见而辅之以极伟大之智力，高瞻远瞩于精神界。”并讴歌尼采的“工作”在于“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

又三年后鲁迅也撰文推崇尼采。

“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抨击扫荡焉”；“然其为将来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驱”。一向以文化批判社会批判为己任的鲁迅，对尼采所予的推崇，在其一生的文字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一东一西，各自为战却不谋而合。

到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再次向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引荐”尼采，那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需要从西方借来一面思想解放的旗帜。比之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尼采的个人主义更合那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胃口，也更见容于当局。倘若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喜欢鼓吹文化的运动，而又能自觉谨慎地将文化运动限定在文化的半径内进行，中国的一概当局，向来是颇愿表现出宽谅的开明的。因为文化的运动，不过是新旧文化势力，这种那种文化帮派之间的混战和厮杀。即使“人仰马翻”，对于统治却是安全的。对于文化人，也不至于有真的凶险。

而一个事实是，无论尼采在世的时候，还是从他死后的1900年到1915年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其在德国、法国，扩而论之在整个欧洲所获的评价，远不及在中国所获的评价那么神圣和光荣。事实上从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问世到他病逝，其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的人物。只有在中国，才由最优秀的大知识分子们一次次交口称赞并隆重推出。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