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一）（第4/13页）

不错，恺撒这时甚至站在共和派的领域上与他们作战。他和他的干练心腹们，用反加图的文章来回报加图派的文章，于是共和派与恺撒派围绕着死于乌提卡的英雄缠战，像特洛伊人与希腊人围绕特洛伊人帕特洛克罗斯[1]的尸体而战一样。但恺撒派在这种战争中当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作为裁判的群众是站在共和派一边的。除了威胁作者以外，别无他法。因此，著名而有危险性的文人，如普布利乌斯·尼吉底乌斯·菲古卢斯和奥鲁斯·席西纳，要想获允返回意大利，就比其他放逐者更难；而在意大利的反对派作家则受到检查，而惩罚则完全由检方随意而定，因而感到的约束特别恼人。

对于新的君主政体的暗地反对还可以以其他方式进行。谋位者和共和派的叛变在全帝国各处不断蠢动；内战的火焰一时由庞培派燃起，一时由共和派燃起；而在首都，则刺杀新君的阴谋比比皆是。但这些阴谋甚至不曾使恺撒在身边设置长期卫士，往往只贴告示公布这些阴谋就算了。

恺撒对反对者的宽宥

恺撒对其自身的安全不论何等不放在心上，他却无法不看出这普遍的不满所寓含的危险。然而，虽经友人一再劝告，虽然他自己明知反对者的无可扭转，他的活力与从容自持仍是极为惊人，而反对者的绝大多败仍旧获得他的原谅。他这样做亦不是由于高傲者的宽宏，也不是出于妇人之仁，而是出于政治家的深思熟虑，因为对被击败的党派，比较快而比较无伤的处理方式，是将他们吸收到国体之内，而不是把他们扫除到国体之外。

恺撒崇高的目标需要立宪派的合作；因为立宪派实际不仅包括贵族，而且包括了意大利公民中所有有自由民族精神的分子。他那要使古罗马国新生的计划，需要大量有才华、有教养，有继承的和自得的优点的人物，而这些人大部分包含在立宪派中；因此，他很可能把对反对者的原谅认作是胜利的最佳报酬。因此，反对派最重要的头目固然被移除，第二级和第三级的人物，尤其是年轻人，则得到完全原谅。再者，这些人也不是任其留在消极的牢骚埋怨中，而是使他们在新的行政体系中做积极的参与，并由此获得荣誉与官位。

恺撒此时的情况和日后的亨利四世与奥兰治的威廉相似，最艰巨的任务是胜利后才开始，革命战争的胜利者人人都曾由经验得知，如果在消灭了敌人之后，他不仅作为一个党派首脑——如辛纳和苏拉——而却像恺撒、亨利四世和奥兰治的威廉，要用举国的福利来替代他本党的必然片面的计划，则他必定会面临各党派联合的敌意——包括他本党的在内；他的理想越纯，这种情况越真。立宪派和庞培派口头上表示效忠，但心里却恨恶君主制度，至少也是恨恶那君主的。至于那败坏了的人民派，则自他们察觉到恺撒的目标不再是他们自己的目标时，就开始了反叛。即使是恺撒的亲信，在察觉到他们的领袖所建立的不是一个强盗邦，而是一个众人平等、对一切人皆公正的君主国时，也愤愤不平起来，因为被击败的一派的兴起便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被瓜分。对国家的这种重新组织，没有一派愿意接受，因而不但要强迫他的敌人，也要强迫他自己本派的人。

从这种意义而言，恺撒的地位比他胜利之前更脆弱，但他的损失却使国家得到利益。由于清除了党派的对立——他不仅原谅各党派分子，而且允许每个有才能的人，甚至仅是出身好的人，参与行政，而不考虑其过去的政治立场——他把举国的力量集中在他的大计划中。各党派人士不论自愿或被迫参加同一工作，不知不觉间便带领国家走向新的方向。当然他很清楚目前的协调只是外表的，大家对于恺撒的恨恶远比对新秩序的赞同更为一致。他也知道，当各派被导入外表的联合时，他们之间的对立感就不再那么敏锐，而只有这样，政治家才能帮助时间去做它的工作——因为时间是一切冲突的治愈者，它会把老一代的人送入黄土，而达成新的和谐。恺撒更不追问是谁恨他，是谁想要谋杀他。像一切真正的政治家一样，他为国效力，而非为报酬，甚至也不是为人民的爱戴，而是牺牲了同代人对他的爱戴，而求取后代的福祉，最重要的是挽救国家，使其有新生的机会。

恺撒的事功

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记得，恺撒所做的事并非开始，而是完成。计划一种政治架构，以适合时代的需要，是早自盖乌斯·格拉古即已开始，而他的拥护者与继承者则均在遵行与追求，有些人比较忠于其原本精神，有些人较为不忠，有些人成就略大，有些人略小，但均能屹立不摇。恺撒，几乎从一开始就由遗传的权利而为人民派的首领，三十年的旗帜未变，也未尝掩藏他的目标，而即使在身为君主之后，仍然是民主派。他无限制地接受了他那党派的遗产（喀提林与克洛狄乌斯乖谬的计划除外），他对贵族阶级和真正的贵族痛切厌恨，对罗马民主的基本理想始终未变——即减轻债务人的负担，实施海外殖民，全国各阶级的逐渐平等，行政权脱离元老院——就从这几点而言，他的君主体制跟旧有的民主体制相差极少，而且用他的君主体制他反而达成了民主体制的目标。

因为他的这种君主体制并非东方的专制政体，而是盖乌斯·格拉古曾经希望建立的，又是伯里克利与克伦威尔实际上建立过的——由国家赋予至高权与无限信任的人来代表国家。恺撒的任务之基本观念，严格说并非新颖，但他所做的却是这些观念的实现，而实现则是一切。他的实现之恢宏壮丽，如果他自己能够亲眼见到，或在历史的镜子中见到，则不论他处于何种时代，也不论他抱持何种政治信念，他必然都会赞叹不止，而他的赞叹只会因他对人性的伟大与历史的伟大之不同的领会能力而有所不同。

在这里应当一提的是那种不分时代背景而对历史人物褒贬的习惯，这种习惯是过于单纯，过于不负责任的。不错，历史是应对现代有所教诲；但那种教诲不是粗浅意义的，不是翻翻书就可以在过去的记录中找出现在之病症的，也不是由往日的病症就可以为现在开药方的。历史之所以有教训性，是因为早期的文化显示了文明的有机条件——这些基本条件处处相似，而其组合的方式却又处处不同——并引导后人、鼓励后人去做独立性的重创，而非奴性的模仿。

以这种意义而言，恺撒和罗马帝国主义史虽然有其宗师的无匹伟大成就，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却仍是对近代专制制度的强烈指责。有机体，不论如何渺小，都无限地超越最人工化的机器；同样，自然成长的体制，不论其有多少缺点，都无限地超越人为的绝对专制——姑不论这种专制何等辉煌。因为自然成长的体制是大多数人的意志的自由表现，是会成长的，因之是活的，而人为的专制则是它现状的样子，因之是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