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二）

意大利的农业

恺撒在首都的唯一目标固是用警察行动铲除明显的弊端，但要补救经济方面深沉的瓦解则更为困难。其最严重的地方前已提及——就是农业的消失与商业人口的不自然增加。读者当不致忘记意大利农业的败坏状况。虽然用尽种种办法来防止小农的消失，可是在这段时期，意大利不论任何地方——或许亚平宁诸山谷与阿布鲁奇诸山谷除外——农业都不再是主要经济。

至于农庄的经营，在前已述及的加图制度和由瓦罗所告知我们的制度之间，实已没有实质分别——除非是罗马城更为大幅度地走向城市化。“以前，”瓦罗说，“‘农庄上的谷仓’大于地主住宅；现在，相反的情形则经常可见。”在往日拉丁与意大利农民耕种的特拉契纳与巴亚岸边的图斯库姆与台布尔，现在兴起了罗马贵族的辉煌别墅，有些甚至大如一座城镇，别墅内有连绵的花园、沟渠、淡水与咸水池塘，以养殖河鱼与海鱼；有蜗牛与鼻涕虫养殖场，兔子、鹿与野猪的猎场，以及有鹤与孔雀在内的禽类。

但大城市的奢侈也增加了辛勤者的收入，比慈善事业更得以维系穷人的生活。贵族们的养禽场与养鱼池当然是十分昂贵的事业，其范围之大，往往一个鸽舍的鸽子可值十万塞斯特斯。制度化的繁殖与喂养下，鸟粪变成了农业的重要肥料。一个鸟贩可以一次供应五千欧洲田鸫，每个三迪纳里厄斯；一个养鱼者则可以一次供应两千鳗鱼；而鲁西乌斯·卢库卢斯所留下的鱼则卖得四万塞斯特斯。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勤勉从事此类行业的人都可以在首都一本万利。这个时期的一个在法莱里附近的小养蜂者，只有一亩百里香的养蜂场，一年的蜂蜜却卖到一万塞斯特斯。

果树种植的竞争十分严重，以致优美的别墅里的大理石果廊常常变作了餐厅，用钱购得的水果往往充作自家的培植以向人展示。在这段时期，小亚细亚的樱桃与其他异域水果开始在意大利培植。拉丁姆和坎帕尼亚的蔬菜、玫瑰与紫罗兰产量丰富，圣道（Via Sacra）边的“少爷市场”供应的水果、蜂蜜与花冠，在首都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般说来，园主制度中所采用的农庄经营法已经达到了极高的经济水平。列蒂河谷、富奇内湖周围的地区、利里斯和沃尔图诺河地区，实际上说，就是整个意大利中央地区，都处在最繁荣的情况中。甚至与奴隶耕种的农场有关的产业，都由聪明的地主接管，在良好的条件下，小店、纺织厂和砖厂都在农庄上建立起来。意大利产的酒与油不但供应意大利市场，而且也有相当数量的输出。

这个时期的一篇简朴的专业论文，把意大利比之于一片大果园；一个那时的诗人则说他那美丽的乡土是一片灌溉良好的草地，谷物累累，山丘长遍了葡萄藤，而那地上的“饰物”则以种种的笑靥呈现，将片片花圃抱在怀中。这样的描绘显然是诗人日日所见的景象，而这景象正使我们可以缅怀托斯卡纳与“劳动之地”[1]各地区的盛况。

前已述及，畜牧业总是在意大利南部及东南部特别兴旺，但在这段时期一般说来却在退步；可是农业的兴盛也把它向前带动了一些。育种的改良用了很大的心血，为育种而用的驴可以使业者获得六万、十万甚至四十万塞斯特斯的进款。这段时期的意大利农牧业，在业主用心而资本许可的状态下，比旧制度下的小农所可能达到的成果好得太多。农牧业甚至越出了意大利的地域之外，因为意大利农业家也到各行省去养牛，甚至开垦大片土地。

钱庄

与在小农的废墟上繁荣起来的农庄并行的是私人钱庄，由于意大利商人与犹太人在各行省与保护国互相竞争，钱庄大兴。然而为了说明那时所有的资本如何都流向罗马，只用一个例子即足：当时在罗马的钱币市场上，利息定规是六分——而这比古代任何地方都便宜半分。

社会失序

这是一个以土地与商业的大量资本与投机为基础所产生的经济体系，从这个体系中产生了最可怕的贫富不均。“百万富豪与乞丐的国家”这个常见的贬词，用在共和国末期的罗马再适当不过。奴隶制度国的金科玉律乃是，“靠奴隶生活的富人必然是高贵的，靠自力的劳力生活的必定是低贱的”；这种原则在那时的罗马，不论是公私交谊上都是守得最严的。那时的罗马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中产阶级，因为在一个那样充分开发了的奴隶国中，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阶级存在。表面上看似中产阶级的分子，实际上是那些有钱的商人和地主，他们也许是太没有文化，也许是文化太高了，因此留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圈中，漠然于公共生活。商人阶层里——这一层人不少是解放的奴隶和其他的暴发户，他们死命地想要扮演有教养的样子——有教养的却没有几个。

这个形态的典型是提图斯·彭波尼乌斯，此人是这个时期的文件中常常提及的一个人。他因在意大利和伊庇鲁斯的农庄经营，在意大利、希腊、马其顿和小亚细亚的金币交易而致富。但他只做商人，拒绝加入公职，拒绝与国家做金融交易。他既避免贪婪小气，也避免那个时期流行的沉重浪费（例如，他的餐费每天只用一百塞斯特斯），他自自在在地享受着乡间与城市的两种生活的美好，跟罗马与希腊的上流社会交往，并享尽种种文学与艺术的乐趣。

人数更多、地位更巩固的是老式的意大利地主。当时的文学为我们留下一个这样的农村贵人的素描。此人名塞克斯图斯·罗斯西乌斯，公元前81年于剥夺公权时被杀。他的财富计约六十万塞斯特斯，主要投资于十三片农庄；他亲自有计划、热心地治理；他极少至罗马，甚至可能一次未曾去过，而当他去的时候，跟元老院那些讲讲究究的贵人们比起来，他那拙笨的样子，就像他粗鄙的奴隶们跟城中有模有样的家奴们比起来相似。这些乡村贵人和他们的乡居家室，严谨地守着他们祖先的规律，也沿用祖先纯粹而高贵的语言；这是城中的贵人与商人远瞠其后的。

地主阶级被认为是国族的精英。想飞黄腾达的投机者，想获取最终的名望者，都千方百计地买下一块农庄，即使自求不到乡绅的地位，也设法让他的儿子取得。凡有大的政治运动，凡有新的文学动向时，我们都可以见到这个地主阶级所留下的痕迹。对新君主制度的反对，地主阶级贡献出最大的力量；瓦罗、卢克莱修和卡图鲁斯出身于这个阶级；而地主生活相当的鲜活性在西塞罗的著述《论法律》第二卷关于阿尔皮努[2]的优美导论中，显示得最为清楚——这是那既空洞又多产的西塞罗所制造的可怕大沙漠中的一片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