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杂著卷二

笔记二十七则

礼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女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岐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人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

赦

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乱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诸葛武侯治蜀，有言公惜赦者。答日：“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蜀人称亮之贤。厥后费祎秉政，大赦。河南孟光责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国藩尝见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宥其过，众子相率而日流于不肖。又见军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责不及数，又故轻贳之。厥后众士傲慢，常戏侮其管辖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治军。

世泽

士大夫之志趣，学术果有异于人者，则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余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所谓君子之泽也。就其最善者约有三端：曰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诗书之泽，如韦玄成议礼，王吉传经，虞魏之昆，顾陆之裔，代有名家，不可殚述。我朝如桐城张氏，自文端公而下，巨卿硕学，世济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徵君以下，世精算学。其六世孙梅伯言郎中曾亮，自谓莫绍先绪，而所为古文诗篇，一时推为祭酒。高邮王氏，自文肃公安国以下，世为名儒，而怀祖先生训诂之学，实集古今之大成。国藩于此三家者，常低徊叹仰，以为不可及。礼让之泽，如万石君之廉谨，富平侯之敬慎。唐之河东柳氏，宋之蓝田吕氏，门庭之内，彬彬焉有君子之风。余所见近时搢绅，未有崇礼法而不兴，习傲慢而不败者。稼穑之泽，惟周家开国，豳风陈业。述生理之艰难，导民风于淳厚，有味乎其言之。近世张敦复之恒产琐言，张杨园之农书，用意至为深远。国藩窃以为稼穑之泽，视诗书、礼让之泽尤为可大、可久。吾祖光禄大夫星冈公尝有言日：“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农圃旧业。”懿哉至训，可为万世法已。

悔吝

吉凶悔吝，四者相为循环。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吝矣。天道忌满，鬼神害盈，日中则仄，月盈则亏，《易》爻多言贞吝。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则贞而吝矣。凡行之而过，无论其非义也，即尽善之举，盛德之事，稍过，则吝随之。余官京师，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阙斋，恐以满盈致吝也。人无贤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则可免于灾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动心忍性，斯大任之基；侧身修行，乃中兴之本。自古成大业者，未有不自困心横虑、觉悟知非而来者也。吝则驯致于凶，悔则渐趋于吉。故大易之道，莫善于悔，莫不善于吝。吾家子弟将欲自修，而免于愆尤，有二语焉，曰：“无好快意之事，常存省过之心。”

儒缓

《论语》两称“敏则有功”。敏，有得之天事者，才艺赡给，裁决如流，此不数数觏也。有得之人事者，人十己千，习勤不辍，中材以下，皆可勉焉而几。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友人阳湖周甫腾虎，尝谓余儒缓不及事。余亦深以舒缓自愧。《左传》齐人责鲁君不答稽首，因歌之日：“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惟其儒书。以为二国忧。”言鲁人好儒术，而失之皋缓。故二国兴师来问也。《汉书·朱博传》：齐部舒缓养名博，奋髯抵几日：“观齐儿欲以此为俗邪？”皆斥罢诸吏。门下掾赣遂，耆老大儒，拜起舒迟。博谓赣老生不习吏礼，令主簿教之，拜起闲习。又以功曹官属，多襃衣大袑，不中节度；敕令掾史衣皆去地二寸。此亦恶儒术之舒缓，不足了事也。《通鉴》：凉骠骑大将军宋混曰“臣弟澄政事愈于臣，但恐儒缓，机事不称耳。”胡三省注曰：“凡儒者多务为舒缓，而不能应机，以趋事赴功。”大抵儒术非病，儒而失之疏缓，则从政多积滞之事，治军少可趁之功。王昕儒缓，见《北史》，王宪从孙；唐相张镒儒缓见。《通鉴》二百二十八卷

名望

知识愈高，则天之所以责之者愈厚；名望愈重，则鬼神之所以伺察者愈严。故君子之自处，不肯与众人絮量长短。以为已之絮所自期者大，不肯自欺其知识以欺天也；已之名望素尊，不肯更以鄙小之见贻讥于神明也。

居业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之兖州，唐之晋阳，皆先据此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之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大抵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址甚固，结构甚牢。《易》曰：“宽以居之。”谓宏大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谓诚信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诚便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逢事便说，则忠信亦被汩没，动荡立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即所谓居业也。今世俗言：“兴家立业”是也。子张曰：“执德不宏，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亦谓苟不能宏大、诚信，则在我之知识浮泛动荡，指为我之所有也不可，指为我之所无也亦不可。是则终身无可居之业，程子所谓立不住者耳。

英雄诫子弟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敛退之象。

刘先主临终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西凉李暠手令戒诸子，以为“从政者，当审慎赏罚，勿任爱憎，近忠正，远佞谀，勿使左右窃弄威福。毁誉之来，当研核真伪。听讼折狱，必和颜任理，慎勿逆诈亿必，轻加声色，务广咨询，勿自专用。吾莅事五年，虽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为寇仇，夕委心膂，粗无负于新旧。事任公平，坦然无类，初不容怀有所损益。计近则如不足，经远乃为有余。庶亦无愧前人也。”宋文帝以弟江夏王义恭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为书诫之日：“天下艰难，国家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王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卫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若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当周公之事，汝不可不尽祗顺之理。尔时天下安危，决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谙究，计当不须改作，日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已；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己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