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中日战事祸胎

●李鸿章先事之失机

●大东沟之战

●平壤之战

●甲午九、十月以后大概情形

●致败之由

●李鸿章之地位及责任

中国维新运动的萌芽，从甲午中日战争中产生；李鸿章积累的功勋和名声，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被淹没。真可惜啊！李鸿章在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七十大寿的时候生病了，生病却没有去世，突然遭遇这场变故，祸患和危机重叠在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又经历了八年最艰苦最危险的特殊困窘和奇耻大辱的生活后才去世。老天啊，为什么在这个人的人生前半段对他是那么宠爱，却在他人生的后半段又给他那么多的困苦，对他如此残酷？我执笔写到这里，忍不住停止书写，长叹一声。

中日这场战争开始于朝鲜，推及这场祸患的开始，不得不说是李鸿章外交上遗留的遗憾。朝鲜本来是中国的藩属国，在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的时候，日本和朝鲜有一些外交上的纠纷，日本派遣使者来到中国交涉，按理说朝鲜是我们的藩属国，他们的外交应当由我国说了算，这是在国际上公认的。但中国当局因为怕事，所以就回答说：“朝鲜自己国家的政治，我们朝廷一向没有干涉，任凭贵国自己和他们交涉就好。”于是日本又派遣大使到朝鲜，在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正月的时候，与朝鲜的君主签订和约，其中的第一条就是：日本认定朝鲜为独立的国家，与日本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拥有平等的权利。那是日本和朝鲜交涉的开端。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的时候，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这些国家相继向朝鲜请求互相通商，朝鲜政府感到很惊恐，一时间犹豫不决。于是李鸿章写信函秘密地劝说太师李裕元，让他和各个国家立下约定，又上奏折说可以依靠这个来防御俄国人、牵制日本等等。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的时候，驻日本的大使何如璋给总理衙门写信，要求主持朝鲜外交，说中国应该在朝鲜设立一个办事大臣。李鸿章说如果暗地里对朝鲜进行保护，尚且觉得能够进退自如；倘若非常明显地代替朝鲜操持外交，不但朝鲜未必听我们的话，而且各国没准还要责备我们，万一到时候出现骑虎难下的局面，恐怕麻烦会甩不掉。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的十月，侍读学士张佩纶又上奏请求派遣高官作为通商大臣前往朝鲜，处理他们的外交事宜。李鸿章的看法和先前的一样。这都是因为李鸿章对于“藩属国没有外交的资格”的国际公法不熟悉，只贪图一时的省事，说那是一个独立国家，用一些大道理来蒙蔽人，确实是千古的遗憾。从这之后，世界各个国家都不再把朝鲜当成是中国的藩属国对待了。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条约，上面写明假如明天朝鲜发生事变，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想要派兵前去的话，必须先要让对方互相知道自己的行动。于是朝鲜又好像是中日两个邦国共同要保护的国家，这件事确实非常离奇，实在是不可思议。后来这两个国家各自说自己的道理，理不清楚，终于酿成了战争。然而这个祸端不得不说是由外交引起的，这是李鸿章第一大失误。

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三月的时候，朝鲜有东学党的叛乱，气势十分猖獗。当时袁世凯驻扎在朝鲜，作为办理商务委员。袁世凯是李鸿章的亲信，多次致电李鸿章请求派兵帮助围剿，还怂恿朝鲜国王去请求大清出兵援助。于是李鸿章在五月初一的时候派遣海军“济远”“扬威”两艘军舰赶赴仁川、汉城[1]保护商业，并且调直隶总督叶志超带着一千五百名淮军去牙山；同时遵照《天津条约》上面的内容，通知了日本派兵的消息。日本立刻也跟着派兵前去，到了五月十五日，日本军队到达仁川的已经有五千人。朝鲜政府非常惊恐，就请中国首先撤兵来给日本做个榜样。中国不答应，于是就去和日本反复商量一起撤兵的事情，那时候乱党已经解散了。日本既然已经发过来重兵，肯定是有进无退，于是就商议要和中国一起干预朝鲜的内政，帮助他们国家变法，双方以文字书信往来，言辞表达都很激烈，战争似乎迫在眉睫。

对于这场战役，在中国看来，是藩属国有了混乱，说一些好话来乞求援助，宗主国有帮助平定战乱的责任，所以中国才派军队过去。在日本看来，却是既然已经承认朝鲜为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么它和其他国家的地位是平等的，现在中国紧急派兵来帮助平定和它同样平等的国家的内乱，其真实意图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日本才派军队过来进行防备，这两个国家各自有各自的说法，都认为自己正确、对方错误，都能说出个所以然来，说的话好像都非常有道理的样子。但是其中也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当还没有发兵的时候，袁世凯多次致电说东学党十分猖獗，朝鲜朝廷绝不能自己摆平，后来朝鲜国王乞求中国救助的咨文，也是袁世凯指使的。为什么五月初一开始发兵，但是初十那天就已经有了乱党都被铲平的消息？当时我国军队还在路上，和乱党离得非常远，一点儿边都沾不上，就是说朝鲜战乱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帮助他们剿灭贼寇。既然不需要清朝帮助围剿，而我们国家好端端地就发兵过去，怎么能不使得日本人怀疑？所以我们说错在日本，日本当然不能接受。曾经有人说袁世凯想要借着这场事端向上面邀战功，所以才故意夸大其词、无端生事，但是没有想到日本人紧紧跟在后面。果真如此，就是因为袁世凯的一念之私，使十多万的人民遭受了兵灾，毁坏了有着数千年的国体。袁世凯固然不能推卸责任，但是任用袁世凯，听信于袁世凯的人，难道不也要负用人不当的责任吗？这是李鸿章的第二大失误。

日本屡次和中国商议协助朝鲜变法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不同意，中国屡次请求和对方同时撤兵，但是日本也不同意，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便开始天天希望俄国、英国出面来调停斡旋。北京、伦敦、圣彼得堡，他们的函件和电报来回传递，俄国、英国虽然也说一定会出一份力量，但是却暗地里希望能够获得渔翁之利。拖延了一段时间，战争准备还没做好。等到了五月下旬，日本的官兵调到朝鲜境内的已经有上万人了。本来平时的兵力就已经比不上人家，又在战争准备上落后，使得敌人占领了重要位置，主和客整个换了一个位置，因此两军还没有交战，胜负已经见了分晓。这是李鸿章的第三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