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第2/3页）

到1948年初，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已经变得很明显了，鉴于中农依然在共产党的军队中占到30%到40%的人数，绝对平等被抛弃。在1947年，将贫农作为一个阶级消除，这个目标太超前了。但是在群众运动的背景下，它依旧是一个极重要的目标，重要到哪怕会造成中农的疏离，也不能够完全地抛弃。在党的内战土地政策的最终构想中，最严肃的工作——安抚中农，只适用于土改已经彻底实行的地区。

不管包含什么矛盾，这些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土改扎入农村的“根”。当1946—1947年，国民党军队侵入共产党根据地的时候，他们能做的一切，是试图拔掉这些“根”，重新建立老一套的政权系统。自由派批评家意识到共产党的力量源头和国民党无法同日而语，于是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国民党无力回天。

因此在政治上，共产党不折不扣地胜利了，就像国民党不折不扣地失败了一样。在城市，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胜负不那么悬殊，因为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存有疑虑，认为共产党在某些方面恐怕还不如国民党。在农村，土改中动员和组织起来的基本群众的力量使农村统治阶级的离心运动显得微不足道。令国民党政府拙于应对、从而失去公众信任的一系列问题，共产党却拥有良好的记录，两者解决问题的能力立见高下。共产党并非恰好在对的时间来到了对的地方，从国民党的崩溃中获利。1949年，并不是所有民众都支持在中国大陆建立共产党一党专政。但是共产党的成绩可圈可点，为大众转而拥护它所领导的新政府提供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日本的侵略、斯大林式机构的力量、社会经济条件、国民党的无能、共产党得到的以及国民党失去的外国援助——要找出最关键的一个原因，似乎有些类似于盲人摸象。很多像这样的外因，拼凑成共产党身处的政治环境。说到内因，则不能不提共产党的灵活与耐心，一步一步地，一个指示一个指示地，将其夺取政权的斗争调整到与环境相适应。这是历尽曲折学来的能力，经过了试验、错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不管日本侵略对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胜利起了多大的作用，日本人在1937年留给共产党和国民党相同的机会。在机会面前，共产党是有充分准备的。1927年，在它的城市基地被摧毁后，共产党转而集中发展游击战和农民革命，已有十个年头。这让它把握住了日本人提供的机会，用这个机会来建立农村根据地，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开始作为国内最有活力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公众面前。

日本人的侵略也给了国民党政府同样的机遇，然而与共产党形成对比的是，它没做什么事情来利用这一机遇。政府也许赢得了承认——国际国内都认为它是“自由中国”的不二代表，但是到1945年为止，它在壮大国内政治力量和争取大众支持方面鲜有建树。国民党政府的确支持了沦陷区的游击战和地下工作，但是从来没有把他们发展成广泛的抵制运动。不像共产党，国民党没有在日军的后方建立根据地，因此从根据地获得军事和政治支持也就无从谈起。撤退到重庆的这些年没有对党政进行有效的建设，却纵容了国民党政治体系内弊端的发展，这造成国民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接收中国城市的不佳表现。国民党无法应对日本侵略带来的挑战至此已经昭然若揭。有人会争辩，日本侵略阻止了蒋介石的军队在1936—1937年给予失败的共产党军队致命一击，使得共产党的胜利成为可能。这么说等于承认了国民党在以后几年中无法在一个更平等的基础上与共产党竞争。

因为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共产主义者，真正信奉革命理想，所以在抗日战争期间，虽然官方奉行的是统一战线土地政策，他们还在继续寻找把财富从富人处转移到穷人手中的新方法。华北社会经济的现实没有让他们因为气馁而停止探索，而是让他们在实践中扩大了剥削的定义，把一些对当地农民有意义的问题也包括了进来。

1927年第一次被国民党打败后，共产党成功转型，成了一个立足农村的团体；1934年在江西遭受第二次失败后，他们在华北发动了一场土地革命。中共领导人做出这些决定决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不能快速地适应环境，这方面的例子真的不少。中共的敏于应变可以在1942—1944年的整风运动中找到线索。

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入侵中国时，中共党员的人数只有区区4万。到1942年，党发起整风运动时，党员已上升到几十万。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由于不同的原因入了党。他们的任务是在分散于各偏远地区的敌后根据地中，把抗日斗争发展成统一的革命运动。整风的目的是要灌输有关思想行为的准则，使他们在缺乏常规的行政协调和行政控制的情况下完成这一任务。为此，党员入校学习。纠正两类错误的必要性成了整风紧紧围绕的两大主题。第一类错误存在于党内，第二类错误存在于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之中。关于第一类错误，整风运动试图加强党内纪律和个人对集体、全党对中央的服从。

但是，毛泽东主要关注的，似乎是第二类错误。1942年2月，他作了两次讲话，为整风运动拉开了序幕。而这两次讲话的重点，恰恰是纠正第二类错误的必要性。在讲话中，他强调了变通马列主义以适应中国环境，并把这条原则应用到党的各级工作中去的重要性。他批评了机械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却不能将他们的观点和方法分析运用到当前中国问题中去的学风。他还批评了将马列主义当成现成的灵丹妙药的教条主义。在他看来，马列主义是一个理论工具，只有在实地考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际生活状况后，它的有效性才能被证实。他还批评了党内的一种倾向，即：将自己与外面的世界割裂开。在没有与党外群众结成紧密联盟的情况下，党的革命目标“绝对不可能”完成。最后，他批评了口语和书面语中的党八股，要求上至司令员下至党的宣传员学会用人民懂得的语言写文章、做演说。[3]

着重关注夺权斗争的当前环境，是共产党取得所有成就的核心要素。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提供了分析工具和组织模型，但是，如果不是共产党人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应用到思想和行动的每一级——上至中央委员会制定的政策，下至村庄工作的细节——就不会有后来40年代出台的，适应当地条件、满足当地需要的全面计划。用这样的办法，共产党将自己的利益与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群众的拥护。坚实的群众基础满足了它对粮食和人力的需要，使它与国民党做斗争时有充分的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