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

在城市，广大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幻灭开始于1945—1946年，正是它回到沦陷区的这一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无能”“腐败”已经成为大后方的标准缩略语，用来概括国民党统治的弱点。在1945年8月以后，在华东、华北、东北的沦陷区城市，几乎所有人的亲身体验都在诠释着这两个词语。由于这个政府八年来一直代表着民族不屈的意志，如今目睹了它的无能和腐败，这些地区民众的幻灭感或许会更强一些。对回归的国民党的欢迎在几周之内就冷却了下来。

为接收而设立的行政机构混乱不堪，没有能力履行相应的任务。由于缺少恰当的制度约束，在机构中做事的人无法出淤泥而不染。当接收官员——文官也好，武官也好——争先恐后地为自己攫取日伪所有或占领的财产时，腐败真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另外，接收政策有的被错误理解，有的执行不当。光复区的工业生产暂停以及内地的不景气造成工人失业，又没有足够的救济金来让他们渡过几个月的失业难关。在战时维持着大后方生产的内地实业家，由于预期中的政府补偿没有到位，被逼到了破产的边缘。在苏浙地区，将伪币转换成法币的官方汇率令伪币贬值，实业家和商人受到了伤害。学生和老师被政府的教育复兴政策所触怒，该政策将他们降为汉奸的地位——而很多曾经与汪精卫傀儡政权打得火热的人却能够通过收买接收大员得到尊重。

尽管如此，接收期间，人们并没有产生要挑战国民党统治权的念头。他们不要求换政府，只要求对当权政府进行改革。对国民党来说，很不幸的是，在接收期间激起如此广泛批评的问题，大多数从来都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日本刚一投降，暂时的混乱和弊政本无可厚非，但是经年累月没有起色就不应该了，城市居民渐渐开始对国民党统治不满。

经济上的持续管理不当，其后果甚至更严重。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只是它在经济上所犯错误中最戏剧化的一个例子。对印钞的依赖也许有一个最危险的后果，即政府误以为可以相对不费力地解决它的财政问题。确实，这种方法让大后方挨过了抗日战争。但是事实最终证明，这一解决方法比节约和自力更生这些似乎一开始做起来更困难的方法要更危险。物价上涨压力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除非政府能坚决而广泛地改变奢侈的生活方式。新形势下需要的是节约和自力更生，但对于这些艰苦的方法，过去没有任何经验，因此政府领袖仍选择用抗日战争时的筹资方法来为攻打共产党的战争筹资。结果是除了应对城市经济恶化，国民党政权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做任何其他的事。

更具体地说，通货膨胀为劳工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契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些劳工突然摆脱了八年日本统治和此前的十年国民党控制的束缚。在物价飞涨的背景下，政府无法重新确立战前对劳动力的控制。在日本投降后的前六个月，劳工毫不理会官方规定的解决劳动者和管理方争端的程序，且并不因此受到惩罚。结果，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默认劳工的要求：工资自动根据生活成本的上涨而做出调整。

这一决定不仅加速了工资—物价的互相催涨，还损害了国民党与工商业长期的同盟关系。政府事实上被迫用企业主的不满为代价，换得劳工阵线的断断续续的平静。企业主认为对劳工的让步是生产成本激增的一个原因。虽然高昂的工资支出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但政府无法让它的指责者信服。原因是：问题的其他部分不是由通货膨胀本身造成的，就是由一些不当举措造成的（政府试图用这些措施将通货膨胀的后果降至最低），而政府几乎对这所有的一切负有责任。工商界的不满在1948年8月改革时达到顶峰，上海商会和上海工业会开始公开谴责政府的政策。

同时，工商界和老百姓一度用更实在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缺少的信心。当政府发行债券时，商界和金融界拒绝做出积极回应。公众表现出一种可以理解的倾向，即：另找地方投资自己的储蓄，而不把它存入银行。在1947年和1948年实行紧急改革方案时期，商人不再向商品价格受到管制的城市供货。企业主忙于囤积和投机，因为这比正常的商业和生产活动更有利可图，但却使经济更难走出“衰退—失业”的低谷。政府对经济的处理失当普遍侵蚀了大众对它执政能力的信心。政府大多数降低通货膨胀压力的举措都不起作用，这造成了大众失去信心，而大众失去信心又反过来加剧了政府的政策失灵。政府无法劝说（也不愿强制）人们遵守改革的措施，尽管这些措施被认为是与共产党做斗争的必要组成部分。

公众信心的丧失是普遍性的，不像有人有时候以为的那样，仅限于城市拿薪水的中产阶级。经常有人认为国民党政权为通货膨胀付出的代价至少有：失去了这些中等收入群体的“支持”。这一群体主要包括教授和教师、中下级军官和政府公务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为新的被压迫阶级，在内战时期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他们承受了价格猛涨和货币贬值的大部分压力。但是直到国民党战败为止，这些群体事实上一直没有抛弃它，而在此后要再继续支持国民党，只有陪它无限期地流亡了。

学术界的贫穷化当然成为学生反战运动的一大主题。教授们给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示威加了一把火，其中就要求增加基本工资和随着生活费用的上升自动调整工资。政府靠印钞来资助战争引起的经济贫困，为那些谴责内战的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由，而且显然是知识阶层对政府支持减少的一个原因。通货膨胀造成经济混乱，从而直接导致了劳工运动。与此不同，知识分子对内战的反对建立在对以下两者更复杂的评估的基础上，即：国民党统治的本质以及为了保留国民党政权，整个国家要承担的牺牲。在这一评估中，知识分子自己的贫困只是其中一个考虑因素。他们反对内战是因为他们经过推理得出结论：如果构成国民党政权的还是原班人马，为了保留它，需要付出的代价太高昂了。

这一推理的基础是一个获得普遍认同的想法（该想法一直到1948年年中才动摇），即：因为作战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能力击败另一方，内战将有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至于战争的代价，可以分两部分计算：一部分是彻底扰乱城市经济的通货膨胀，一部分是农村地区的进一步贫穷。印钞也许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政府同样依靠地租，依靠以低于市场价格强制购粮，依靠以暂借的形式征收粮食。这些税负，加上地方杂税，征兵中的徇私枉法，纪律败坏、军饷过低的军队在农村造成的侵扰，都造成了农民难以承受的负担。最后，政府越来越军事化以及政治上与公众的逐渐疏离，都被作为战争的直接结果加以谴责。尽管有这么多原因，政府依然坚持把仗打下去，而不实行任何改革让战争变得让人更容易接受一些，这恰好证实了人们对它的谴责：国民党不是为了“民享”而存在的；相反，它为了追逐自私的个体目标不惜牺牲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基本上它连这个目标都无法有效达成。在大部分批评者的心目中，国民党本来能够自救，他们事实上恳求它这样做。不管工商界被政府失当的经济举措害得多惨，很有可能他们害怕换了共产党也许会更糟糕。尽管在反战运动的过程中，政府和学生团体发展到了公开对峙，大部分学生，甚至到了1948年底，依旧愿意让国民党加入联合政府。对于老一辈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目标陈述得很清楚了。他们的目的从来不是消灭国民党而只是改造它，虽然他们提出改革的前提条件是：包括了共产党的联合政府。直到1948年4月，储安平依然在恳求国民党改变工作方式，做一些对国家有意义的事。他和其他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衡量了两种情况下实现他们心向往之的自由民主社会的概率，不管这个概率在国民党执政情况下有多小，总比共产党执政下的概率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