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引文献说明

《大公报》（1902—1948）

《大公报》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它与国民党“政学系”之间的关系却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人接管上海前四五个月，国民党对这座城市的统治已开始瓦解。这时，出现了很多小册子和相当“左倾”的号外。由于报纸大多在上海已被查封，或内容锐减，美国领事馆的译员已无事可做，于是他们在《中国报刊回顾》中翻译了上述出版物的内容。尽管这些出版物总体倾向于批评，但它们对《大公报》的看法似乎是基本准确的。下文对《大公报》历史的概述源自对这些出版物和文后所列各种书报的比较和综合。

1902年，满族人英敛之创建《大公报》，在北平、天津两地发行，是一家受人尊敬的报纸。早些年，该报因抨击清政府的腐败而声名鹊起。辛亥革命后，英敛之将该报出售给王郅隆。段祺瑞是皖系首脑，是1912—1926年间北京北洋军阀的主要人物，他是当时《大公报》的主要支持者。据说，孙中山也资助过《大公报》，因为该报不时为其呐喊，如同它为与段祺瑞联盟的各个军阀呐喊一样。但此时《大公报》并不革命，它反映的基本是其主要支持者的立场。胡霖（胡政之）是该报1916—1925年间的总编辑，也是《国闻周报》的创建者和出版人。显然《国闻周报》也由段祺瑞支持，并和《大公报》往来密切。

“政学系”与该报关系的最初起因就是该派系与段祺瑞的关系。“政学系”的一个源头是欧事研究会，这个团体大概1915年在美国成立，创始人是黄兴将军和一群国民党员，他们是在黄兴和孙中山就对日政策和《二十一条》上产生分歧后离开中国的，当该会成员回到华南时，他们把自己的组织改名为“政学会”，积极投身孙中山广东政府的政治活动和在广东举行的国会会议。根据钱端升的说法，当时热衷于和北洋政府重修旧好的“政学会”会员多次让国会会议中止，正是他们的举动让孙中山开始蔑视他以前的追随者和党派政治，甚至议会政治本身。

不管怎样，“政学系”愿意和北方的军阀合作，特别是和段祺瑞及皖系联合。这一联合使该派系成为国民党内的一个极右派。但随着段祺瑞在20年代垮台，“政学系”也暂时偃旗息鼓。1912—1920年间，该派系的一个领导人吴鼎昌在北京各军阀政府里担任过重要的经济和财政方面的职务。此时，显然由于段祺瑞倒台的原因，他也离开了政界，成为盐业银行的董事长，并在1923年成为华北四家主要银行组成的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这四家银行是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

吴鼎昌认为，发行报纸可以重振“政学系”雄风。他从金城银行的创建者、总经理兼董事长周作民手里得到资本，组成一个新公司，买下段祺瑞支持的《大公报》和国闻报业。

重组后的《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在天津出版发行，该报很快在经济和新闻上获得成功。早在1932年，它就取得了几倍于最初投资的利润。该报被称为“北四行”的文化企业，周作民是其中举足轻重的财政家，吴鼎昌是社长，前总编辑胡霖成了经理，而社论作者张季鸾（张炽章）成为总编辑。40年代《大公报》闻名遐迩的主笔王芸生，1926年时尚为天津某小报的记者，他在和张季鸾就社评而进行的一系列争论中给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张的青睐。后者提携这个年轻人为《大公报》工作。30年代后期，王芸生在他的恩师退休后接任总编辑。

张季鸾任《大公报》总编辑期间，该报声名远扬，成为国内发表新闻和社评最可靠的一个论坛。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报宣称的“不党”——该报名称表明“公正”——是无可怀疑的。《大公报》重组后不久便开始批评蒋介石。但随着蒋成功结束北伐并且（据说）成功说动张季鸾，这一切就逐渐改变了。

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后，该报支持蒋介石关于中国尚未做好对日开战准备的立场，因而遭到主张立即反击日本的人的憎恨。直到蒋介石停止了“剿共”战役并最终在1937年对日作战之后，《大公报》才改变立场，成为坚定的主战派，并和国民党政府一起迁到重庆。1941年，《大公报》得到了国际认可，获得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嘉奖，表彰其对新闻事业的贡献。

抗战期间，该报被认为不仅支持抗日而且拥戴委员长本人，后者部分出于总编辑和蒋介石之间的私谊。但不管怎么说，《大公报》的社评方针好像反映了银行家、商人、“政学系”政客这三者的利益。因而，虽然该报在总体上持自由派立场，并不时批评中国时局，但它不批评蒋介石。同时在揭露有关腐败等丑闻时，它从不点名批评卷入丑闻的“政学系”要员。

到了40年代，在国民党内部互相竞争的三个主要派系中，“政学系”是最倾向自由主义但最不具影响力的一个。另两派是“黄埔系”和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CC系”。“CC系”的力量在于控制了国民党的组织部。“政学系”成员因没多少机会控制党中央的组织权，便忙于在各省政府中寻找立足之地，并从事金融和商务活动。由于他们中的多数在美国或日本接受教育，理解有效管理的价值，因而外国观察家认为，他们无论在能力还是经验上都比其他两个更传统更保守的派系优越。“政学系”因此被视为比其两个对手更务实，“对西方的民主精神更宽容”。但它在经济观点上还是保守的，这反映了其成员在商业上广泛的利益。

到40年代后期，《大公报》的政策制定机构是以胡霖为总经理的总管理处，曹谷冰和金诚夫是其副手；王芸生是总编，孔昭恺与张琴南是其副手。但制定社评政策的责任则众望所归地落在了王芸生头上。该报董事会由主要股东组成，他们是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吴蕴初，金城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徐国懋，金城银行襄理和胡霖的女婿王毅灵，以及胡霖、王芸生、费彝民、曹谷冰、金诚夫和李子宽等该报职员。

据说自王芸生负责《大公报》社评部之后，其比前任从该报的政治和经济支持者手中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据说王芸生比其在董事会中的多数同仁更具“学究”气，不肯向政治利益妥协。但在内战期间，该报还是为政府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摇唇鼓舌，结果招致日益反对蒋介石政府的自由派团体的愤恨。

1947年，该报编辑部成员之间的分歧已十分明显。当王芸生外出，副总经理曹谷冰在临时负责社评部期间，撰写了好几篇右倾社评，在学生运动问题上与政府走的是同一条路。该报的三个地方版的编辑方针也不一致。例如，天津版公开支持1947年学生抗议活动（参见本书第三章），而香港版（“二战”结束后直到1948年才恢复发行）比其他两个版都要“左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