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与热浪

刊于《哈泼斯》（Harper's）

1964年7月

刘媛　译

“我的神哪，快看那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你瞎了吗，老兄，看那边！”

于是，电梯司机加里迪探出头，想瞧瞧是什么把行李搬运工吓得一惊一乍。

在都柏林的晨光中，一个年纪四十岁上下，身如杨柳般瘦瘦长长的男人，后面跟着五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同样的杨柳细腰，只是比他略矮几分，被风吹进皇家爱尔兰酒店的前门。他们沿着大堂一路来到前台登记处，哼唱着声如莺啼的旋律，一路走一路拍打手掌，目光灼灼，左顾右盼，闪烁不定。他们紧抿双唇，眉宇间忽明忽暗，脸色忽红忽白，抑或是红白皆有？他们的声音时而像纯美无瑕的短笛，时而是长笛，时而又变幻成悦耳悠扬的双簧管，但无论模仿哪种乐器都是那样的和谐优美。六张嘴里六套唱词，对着彼此同时唱出，透过自怜自叹的愁云惨雾，抱怨舟车劳顿与炎热天气。他们又像是从天而降的芭蕾舞团，倾泻着热情，流淌着活力，散发着浓烈的古龙香水味，从呆若木鸡的行李搬运工和瞠目结舌的电梯司机身边翩翩舞过。他们在前台边上优雅地刹住脚步，经理抬着头，正沉醉在他们美妙的乐声里。他的眼睛瞪得浑圆，迷离的目光中没有焦点。

“那是怎么回事？”加里迪小声问。

“我还想知道呢。”搬运工回答。

这时电梯灯乍然亮起，蜂鸣器嗡嗡作响。加里迪只得把眼神从这群夏日来客身上移开，乘坐电梯上楼干活儿。

“请给我们，”两鬓各有一撮灰发的瘦高个儿男人说，“来一间房。”

酒店经理这才回过神，问道：“你们预约了吗，先生？”

“哎呀，没有。”这位年纪较长的男人回答，其他人都跟着吃吃地笑，“我们临时起意，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陶尔米纳飞来这里的。”

高个子男人脸上棱角分明，两片润如花瓣的嘴唇上下翻飞。“在过完漫长的夏季之后，我们觉得兴味索然，然后有人说，咱们来做个彻底的改变，干些疯狂的事吧。干什么好呢？我问。这个嘛，世界上最不可能到达的地方是哪儿？我们把它说出来，就到那里去。有人说是北极，可那太愚蠢了。然后我大喊一声，爱尔兰！所有人都惊得瞠目结舌。嘈杂过后，我们争先恐后地往机场奔去。现在，阳光和西西里岛的海岸线对我们来说就像是昨天的冰果露，早已融化得无影无踪。我们要在这里……干一件神秘的事！”

“神秘的事？”经理问。

“我们也不知道那会是什么，”高个子男人说，“不过等它发生时我们自然认得出，说不定还得由我们让它发生呢，对吗，伙伴们？”

伙伴们用类似“嘿嘿”的声音含糊作答。

“也许，”经理落落大方地说，“要是你们愿意告诉我想在爱尔兰找什么，我就能帮——”

“天哪，不是这样，”高个子男人解释，“我们只相信直觉，随心所欲，跟从风的指引，看看能有何等美丽的际遇。等到谜团揭开，寻到收获的时候，你会听到我们这支旅行小队因惊奇和敬畏而涕泪交流、振臂高喊，那时你就明白了。”

“我没听懂。”行李搬运工小声说。

“好了，朋友们，咱们登记吧。”

旅行队的头儿拿起一支粗劣的酒店钢笔，发现上面有些污垢，便帅气地从怀里掏出自己的14K金笔，用漂亮的樱桃红色笔走龙蛇地签下“戴维”二字，接下去是“斯内尔”，跟着一个连字符，最后以“奥克尼”作结。还在底下加上“与他的朋友们”。

经理如醉如痴地看着笔尖飞舞，忽然再次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正色道：“可是先生，我还没说是否有空房——”

“噢，怎么会没有呢，我们是六个可怜的流浪者，急需找个地方从空姐过头的热情里缓缓神，只要一间房就够了！”

“一间？”经理吃惊地问。

“我们不介意挤挤，对吗，伙伴们？”年长的男人看也不看他的朋友们。

不，他们不会介意的。

“好吧，”经理不自在地翻看登记簿，“我们刚好有两间挨着的——”

“完美至极。”戴维·斯内尔-奥克尼说。

登记顺利完成，站在柜台后面的经理与这群远道而来的客人面面相觑地看着对方，好半天都没人开口说话。最后经理突然大喊一声：“搬运工，到前台来！把这些绅士们的行李搬——”

行李搬运工跑过来，朝地上看看，却发现并没有什么行李。

“不，不，没有行李。”戴维·斯内尔-奥克尼轻轻摆了摆手，“我们轻装上阵，在这儿只停留二十四小时，或者十二小时，往外套口袋里塞了几件替换的内衣就上路了。我们还要赶回西西里岛享受温暖的黄昏。如果你需要我提前支付房费——”

“没这个必要。”经理说着将钥匙交给搬运工，“请把406和407号房打扫干净。”

“已经好了。”搬运工回答。

像柯利牧羊犬静静领着一群咩咩叫、脸上还挂着默默笑意的长毛绵羊一样，他带着这群可爱的人儿朝电梯走去，电梯恰巧停在一楼。

经理的妻子走到柜台边，从丈夫身后投来冰冷的眼神。“你疯了吗？”她压低声音生气地说，“为什么？为什么？”

“我这一辈子，”经理像是在回答妻子的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整天盼望不仅能在附近看见一个共产主义者，而是十个；不仅是两个尼日利亚人，而是二十个同样的黑皮肤；不仅是三个美国牛仔，而是一群马背上的骑士。所以当这六朵被扎成一束的温室玫瑰花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将它们移栽到花盆里。梅格，都柏林冬日漫漫，这也许是一整年里唯一的和暖光芒。看看能激荡出怎样美妙的火花吧。”

“白痴。”她说。

他们看着电梯载着比蒲公英绒毛重不了几分的客人升到楼上去了。

一系列巧合事件都在正午时分出现，踉踉跄跄地朝奇迹的方向转去。

皇家爱尔兰酒店坐落在三一学院（提到这个真是不巧）和圣史蒂芬公园（这地方还算不错）之间，背后毗邻格拉夫顿大街，在那条街上可以买到各类银质和玻璃器皿、亚麻织物，还有粉红色的赛马服、长靴、帽子，用来甩掉那该死猎犬的追击，也可以到赫伯·芬的酒馆里喝上两杯侃侃大山——最好的搭配方式是花一小时喝酒，两小时谈天。

现在最常光顾芬酒馆的是下列客人：诺兰，你们肯定认识诺兰啦；提姆尔蒂，谁也不会忘记提姆尔蒂吧；麦克·马奎尔，所有人的好伙伴；还有哈纳汉、弗莱厄蒂、基尔帕特里克，还有，当上帝偶尔忙得不可开交时，利亚姆·莱亚利神父本人也会到这里来，迈着正义而仁慈的流星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