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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的孩子真是个英雄。多动人啊！可惜除了咱们，谁也不知道。’

“他用脚踢我，一直踢到他自己觉得厌倦了。我躺在地板上，试着护住我的脸和下身。‘现在好像已经够了，’他最后说，‘把他关在地窖里。晚饭过后，我们再正式开始。夜里审讯才叫人兴奋呢！’

“这一套我很熟悉。那正如歌德和席勒一样，是德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我在集中营里也都领教过了。可是我身边带有毒药。他们搜查过我，但不是十分仔细，这东西没有被发现。我还有一张剃刀片，嵌在一小条软木里——宽松地缝在我裤脚的翻边那里。这东西也没有被他们发现。

“我在黑暗中躺着。我当然很失望。但是说来也奇怪，真正叫我沮丧的，倒不是那黑暗的前景，而是想到我竟会愚蠢得被抓住。

“拉赫曼看到他们逮捕我了。他不知道那是盖世太保，因为法国警察似乎也参与在里面。可是，如果我过了最多二十四小时后还不回去，海伦会试着通过警察来跟我取得联系，而且大概会发现逮捕我的到底是谁。可是，那个笑眯眯会不会等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估计他们马上就会去通知格奥尔格。要是格奥尔格住在马赛，那天夜里他就会‘接见’我的。

“他的确住在马赛，一点不假。海伦的眼睛没有看错。他来了，还向我表示了他个人的关注。我不愿意拿细节的描述来惹你厌烦。当我昏过去的时候，他们就用水浇我，把我拖回地窖。全靠那点毒药，我总算忍受了下来。幸亏格奥尔格没有耐心试验笑眯眯答应过我的那些挖空心思想出来的酷刑，不过，搞他自己的那一套，他还是相当卖力的。

“那天夜里，”施瓦茨说，“他后来又回来了。他带来了一张凳子，就坐在那儿，胸脯宽阔，身材矮壮，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气，一种绝对权力的象征，我们原以为这种绝对权力已经在十九世纪被抛在我们后面了，可是它——也许正因为那样的缘故——竟又变成了二十世纪的标志。那天，我看见了两个罪恶的化身——笑眯眯和格奥尔格，一个是绝对的邪恶，一个是十足的残暴。如果区分一下也还合适的话，那么笑眯眯比格奥尔格更坏——他折磨人是为了取乐，而格奥尔格是为了把意志强加于人。那时候，我也想出了一个办法。我非得逃出那所房子不可。当格奥尔格回来的时候，我装作彻底垮了的样子。我说，要是他不再伤害我，我一定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他。他龇牙咧嘴地露出一抹养尊处优、目空一切的微笑，这是属于那样一种人的微笑，这种人从来不曾有过这类处境，因而相信如果真正身历其境的话，自己一定会表现得如同教科书里的英雄一般。其实，换作是他，他的气派早就被彻底摧毁了。”

“我知道，”我说，“有一回，我听到一个盖世太保的头目在尖声叫嚷，因为他正在用一根铁链要把一个人打死，而他自己的大拇指却在这根铁链子里给压扁了。那个正在挨打的人倒是一声也没有哼。”

“格奥尔格用脚踢我，”施瓦茨说，“‘啊哈，’他说。‘原来这会儿咱们在试着讲条件了？’

“‘我一点也不想讲什么条件，’我答道，‘可是，如果你把海伦带回德国去，那她会逃跑，或者会自杀。’

“‘胡扯！’格奥尔格咆哮着说。

“‘在海伦看来，人生没有多大意义了，’我说，‘她知道自己有癌症，也知道那个病是治不好的。’

“他直愣愣瞪着我。‘那是胡说，你这只猪！她没有什么癌症。那只是一种女人家的病。’

“‘她有癌症。她第一次在苏黎世开刀时，就发现了。即使在那时，也已经来不及治了。医生这样跟她讲的。’

“‘什么医生？’

“‘替她开刀的那个外科医生。她要知道嘛。’

“‘那只毫无人性的猪！’格奥尔格吼道。‘可是我也会抓到他！再过一年，瑞士也将是德国的。’

“‘我要海伦回去，’我说，‘她拒绝了。可是我想，如果我跟她决裂，她是会回去的。’

“‘真可笑。’

“‘我可以那么残忍，这样她今后一辈子都会恨我。’我说。

“我看到格奥尔格在思考。我用双手撑起脑袋，盯着他看。由于我试着要把我的意志强加于他，所以两只眼睛中间那块地方我觉得有点痛。

“‘要怎么办？’他最后答道。

“‘她以为如果我知道了她的病，我会对她起反感。那是她最大的恐惧。如果我那么说了，她一定会跟我永远断绝关系的。’

“格奥尔格在沉思。我可以追踪他的思维。他看出我的建议给他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即使他严刑拷打，从我嘴里逼供出海伦的地址，她还是会一直恨他。可是如果我表现得像个混蛋，她就会恨我，那时他可以站出来，好像是她的救星，对她说：‘我本来就跟你这样说的嘛。’

“‘她住在哪儿？’他问。

“我编造了一个地址。‘可是那边有六七个出口，’我说，‘通往地下室和其他街道。要是警察想去逮捕她，她很容易逃走。如果我一个人去，她是不会跑掉的。’

“‘或者我去。’格奥尔格说。

“‘那她会认为你已经把我杀死了。她身边有毒药。’

“‘胡说八道！’

“我等着。‘那么作为交换，你要求我什么呢？’格奥尔格问。

“‘要你让我去。’

“他微微地笑了一阵，如同一只猛兽那样龇牙咧嘴。我知道他怎么也不会让我去的。‘好吧，’他说，‘跟我一起去。这样你就耍不了花招。你要当着我的面告诉她。’

“我点点头。‘我们走吧，’他说。他站起身。‘到那边水龙头上去冲冲干净。’

“‘我要把他一起带走，’他跟一个打手说，那个人正在一间装饰着鹿角的屋子里荡来荡去。那打手敬了个礼，护送我们到了格奥尔格的汽车那里。‘进来，坐在我旁边。’格奥尔格说。‘你知道往哪儿走吗？’

“‘从这里我不知道。要从卡奴比埃尔大街出发才行。’

“我们把车开进了微风吹拂的寒夜。我本来希望当汽车减缓速度或者停下来的时候，就从车厢里跳出去，可是格奥尔格把我这边的车门给锁上了。叫喊也没有用，从一辆德国汽车里发出来的叫喊，谁也不会想到要做出反应的，而且，没等我叫喊到一半，格奥尔格就会把我打昏过去。‘你最好现在就把真情实况告诉我，’格奥尔格咆哮着说，‘要不，我会剥掉你身上的皮，让你在胡椒粉里打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