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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出境之前的最后一个城市,我打定主意要为海伦弄到一张西班牙签证。领事馆外面的人群,可真是吓人。我知道警察说不定早已在搜寻那辆汽车,可是我非得冒一次风险不可。别的办法是没有的。格奥尔格的护照,倒是早已有了签证了。

“我把汽车慢慢地开过去。人们看见那德国汽车牌照,这才开始移动起来。他们为我们让出了一条路。有几个难民逃跑了。我们穿过一条憎恨的大道,向大门驶去。有个宪兵敬了个礼。对我来说,这样的事已经好久没有碰到过了。我随随便便地还了个礼,往里走去。那宪兵站到了一边,给我让路。我痛苦地思忖,要受到尊敬,你就该做一个杀人凶手。

“我的护照一拿给他们看,海伦的签证马上就弄到了。那个副领事望着我的脸。他看不见我的手。我已经把那双从汽车里找到的手套戴上了。‘战争的纪念品,’我说,‘是肉搏战呢。’他同情地点点头。‘我们也有过自己的战斗年月咧。希特勒万岁!一个伟大的人物,跟我们的领袖一样。’

“我走了出来。汽车四周已经腾出一片空地。车的后排位子上坐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受惊的孩子。他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用双手捂着嘴,从他脸上我只能看到一双眼睛。‘我们应当把他带着一起走。’海伦说。

“‘为什么?’

“‘他的证件过两天就要到期了。要是他们把他抓住的话,他肯定会被送回德国去的。’

“我觉得自己的衬衫里面和背上尽是汗水。海伦瞪着我看。她十分镇静。

“‘我们已经死里逃生,’她用英语跟我说,‘我们有责任也救人家一命。’

“‘让我们看一看你的证件。’我对那孩子说。

“他一言不发,把一张居留许可递了过来。我接过之后,就走回领事馆去。走回去可真是十分困难了,那汽车仿佛有一百只扬声器在大声喊出它的秘密。我若无其事地告诉那位秘书,说我刚才忘了,还需要一张签证——受责任的驱使,需要一张过境后的身份证明。他看到证件,便迟疑起来。随后,他露出一副同谋的神气,微微一笑,就把签证交给我了。

“我走进汽车。人群甚至比刚才更加怀有敌意了。他们大概以为我正在把这个孩子带到集中营去呢。

“我离开城市,满心希望我的运气一直能很好。驾驶盘抓在我手里,我觉得火烧火燎地发烫。我原来也想到这辆汽车我们也许随时得把它抛掉,可是那会儿我却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在这样的天气,要海伦穿过羊肠小道翻山越岭是不可能的。她身体太弱,一旦没有了汽车,那么我们的敌人给予我们的这种奇异的保护便不起作用了。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法国的许可。而这种证件,步行的时候要比乘坐一辆豪华的汽车更为需要。

“我们往前驶去。那一天也真奇怪。现实仿佛已经没进了深渊之中。我们在低垂的云层下面,顺着一条又高又窄的山脊奔驰,如同坐在一辆缆车里。我所能想起的,跟这个最为相似的是一幅古老的中国水墨画,绘着一些旅行者在峰峦、浮云和瀑布中间单调地移动。那个孩子蜷缩在后排座位上,几乎一动也不动。他在短暂的人生中学到的,就只是不信任每一个人,不信任每一件事。当民族社会主义文化的卫道者猛击他祖父脑壳的时候,他才三岁。七岁那年,他父亲被绞死了。九岁那年,他母亲给毒气熏死了——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二十世纪的孩子。他设法从集中营里逃出来,凭他自己的机智越过了边境。他要是给逮住,那准会被送回集中营绞死。现在,他准备设法去里斯本,那里有他一个当钟表匠的舅舅,这是他母亲被处毒气刑的前一夜,替他祝福,还给他最后几句嘱咐的时候告诉他的。

“一切都很顺利。在法国边境上,没有人来要出境签证。我只是把护照拿给他们看了看,还为汽车填了一张表格。宪兵们行了个礼,闸门升起来,我们便离开了法国。几分钟之后,西班牙的海关警卫员对我们的汽车非常艳羡,问我一加仑汽油能走多少公里。我有的没的跟他们聊了几句,他们便开始夸说他们的西班牙-瑞士牌汽车[81]。我告诉他们,这种汽车我也有过一辆,还描述了汽车水箱上的标志——一只飞鹤。他们很高兴。我问他们哪里可以去加油。他们对西班牙的友邦是有特供的。我身边没有比塞塔[82]。他们替我用法郎去换了些。我们互相道别,礼节周到而热情。

“我往座位背上一靠。山脊和浮云都消失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再也不像是欧洲的国家。我们还不很安全,但是离开了法国,这件事情意义就很大了。我看到了街道啊,驴啊,人啊,当地的服装啊,岩石嶙峋的乡村啊——我们像是在非洲了。在比利牛斯山那边的那个国家,我觉得才是真正的西欧。随后,我看到海伦在啜泣。

“‘这会儿,你来到了你想来到的地方了。’她说。

“我不明白她这句话的意思。我对我们干这件事时的这份悠闲自在,仍然感到很吃惊。我想到那种殷勤,那种问候,那种微笑——这对我来说,已经多少年没有经历过了,而为了受到这种人的待遇,我就非得杀人不可。‘你为什么在哭啊?’我问。‘咱们还不太安全咧。西班牙到处都有盖世太保的暗探。咱们得尽快穿过这个地方才行。’

“我们投宿在一个小村子里。我本来想把汽车在什么地方抛掉,改乘火车前进。可是,后来我决定不这样做。西班牙并不安全,最好的办法还是采取最迅速的旅行方式。从某种无法解释的意义上来说,汽车倒成了一个黑暗的吉祥物:它技术上的完美甚至把我的恐惧都给赶跑了。我需要这辆汽车,这使我忘记了格奥尔格。日子也太久了,他一直是笼罩在我生命头上的一种威胁。现在,他已经死啦,我只觉得松了一口气。我想到了那个笑眯眯,他还活着,说不定他正在四处打电话,试图追寻我们的踪迹。对于凶杀,所有的国家都会引渡凶手。那是自卫——可是这一点,我只能到那个出事的城市去证明。

“第二天深夜,我们到达葡萄牙边境。没什么困难,我在路上就弄到了签证。一到边界,我把海伦留在汽车里,让引擎开动着。万一出什么事情,她可以将汽车径直开到我面前来,我一跳上去,我们就一个劲地冲到葡萄牙一边去。也不会有多少事情落到我们头上来的。这是一个很小的车站,边防警卫在黑暗中还没来得及瞄准和射击,我们就可以溜走了。到了葡萄牙还会发生什么事,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