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八月

卡拉瓦乔走下楼梯,穿过黑暗,来到厨房。桌上有些芹菜,还有几个甘蓝,根上还带着泥。唯一的光是汉娜刚烧的一堆火。她背对着他,没听见他进屋时的脚步声。住在别墅这些日子,他的身体放松下来,不再那么紧张,所以他看起来似乎个头更大了些,动作也更铺张了。只有走路不出声的习惯他还保留着。除此之外,现在他很容易感觉笨拙,动作都有些迟钝。

他拉过一张椅子。听到声音,她转过身,看到他在房间里。

“嗨,大卫。”

他举起手臂。他感觉自己在沙漠里待得时间太长了。

“他怎么样?”

“睡着了。把自己说累了。”

“他是你想的那个人吗?”

“他没问题。我们不用去管他了。”

“我觉得也是。我和基普都觉得他肯定是英国人。基普觉得最好的人都是怪人,他以前跟一个怪人一起工作过。”

“我倒觉得基普是个怪人。他人呢?”

“他在阳台上计划什么事情,不要我在旁边。是为我的生日。”汉娜本来蹲在火炉旁,现在站了起来,一只手在另一只胳膊上擦了擦。

“为了你的生日,我要给你讲个小故事。”他说。

她看着他。

“别讲帕特里克,行吗?”

“只有一点儿是关于帕特里克的,大多数是关于你。”

“我还是没法听这些故事,大卫。”

“父亲都会死的。你可以继续以你的随便什么方式去爱他。你不能把他在你心里藏起来。”

“等你的吗啡劲儿过了,再跟我说话。”

她走到他面前,伸手抱住他,抬头吻了吻他的脸颊。他把她搂得紧紧的,他的胡子碴碰到她的皮肤,感觉像沙子。她喜欢他现在这个样子;过去他总是把自己收拾得一丝不苟。用帕特里克的话来说,他的头路劈得像半夜的约格大街。过去卡拉瓦乔在她生活里就像一个神。现在,他的脸,他发福的身体,还有他灰白的头发,他是个更亲切的人了。

今天的晚饭是扫雷兵做。卡拉瓦乔提不起兴致来。三顿饭里总有一顿是没法指望的,这是他的观点。基普会弄来一些蔬菜,端上来的时候总是半生不熟的,只是简单地煮成一锅汤。又是一顿清教徒晚餐,这不是卡拉瓦乔想要的,尤其是今天,他听楼上那个男人讲了整整一天。他打开水池下面的厨门,有一些肉干,卡拉瓦乔切了点儿,放进自己口袋里。

“我能帮你戒掉吗啡,你知道的。我是个好护士。”

“你周围都是一群疯子……”

“是的。我觉得我们都疯了。”

听到基普在叫他们,两人走出厨房,来到阳台上,阳台上低低的一圈石头扶栏在闪光。

卡拉瓦乔觉得那看上去像是一长串小小的电子蜡烛,可能是在古老的教堂里发现的。他觉得扫雷兵把这些蜡烛从小教堂里拿走有点儿过分了,哪怕是为了汉娜的生日。汉娜用手遮着脸,慢慢地往前走。没有风。她的大腿和小腿在连衣裙的裙摆下移动着,仿佛那是一层薄薄的水帘。她的网球鞋踩着石头,悄无声息。

“我挖地的时候,总能发现这种死壳儿。”扫雷兵说。

他们俩还是没明白。卡拉瓦乔弯下腰,细看摇曳的亮光。原来是盛满煤油的蜗牛壳。他目光沿着一长排蜗牛壳看下去;肯定有四十个。

“四十五个,”基普说,“这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四十五年。在我的家乡,我们除了庆祝自己的生日,还庆祝年份。”

汉娜跟着他们向前走,她的手插在口袋里,基普喜欢看她那样走路。那么放松,仿佛她把手臂放在一边,留到晚上再用,所以这会儿不去动它们。

桌子上放着三瓶醒目的红酒,卡拉瓦乔的注意力立即被吸引了。他走过去,看看标签,摇摇头,太惊讶了。他知道扫雷兵是一口也不会喝的。三瓶都已经打开了。基普肯定是在图书馆里找了本讲礼仪的书,然后按着来的。接着他看到了玉米,肉,还有土豆。汉娜挽住基普的手臂,两人一起走到桌边。

他们又吃又喝,红酒十分浓烈,留在舌头上的感觉就像吃肉一样。两个人很快就喝高了,给扫雷兵的祝酒词冒着傻气——“伟大的征粮员”——给英国病人的也一样。他们俩还互相祝酒,基普端着他的大水杯一起加入。他开始说他自己。卡拉瓦乔没让他停下来,却也没有一直在听,有时候他站起来,围着桌子转圈,走来走去,很开心。他希望两个年轻人结婚,一心想说服他们,但是看上去他们好像对这段关系有他们自己的奇怪原则。他扮演的这个角色能做什么呢。他又坐了下来。时不时地,他会注意到一盏火光灭了。蜗牛壳能装的油就那么多。基普会站起来,然后再给它们加满火油。

“我们得让这些火亮到半夜。”

接着他们谈起战争,战争已经显得那么遥远了。“跟日本的仗打完,大家就都可以回家了。”基普说。“那你会去哪里?”卡拉瓦乔问道。扫雷兵的脑袋转了转,半像点头,半像摇头,他的嘴巴上带着笑意。于是卡拉瓦乔开始说话,主要是对基普说。

狗小心翼翼地走到桌边,把它的脑袋放在卡拉瓦乔的大腿上。扫雷兵要他讲多伦多的其他故事,好像多伦多是个有什么特别奇迹的地方。淹没城市的大雪,冰封的港口,夏天的渡船,人们在船上听歌剧。但是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关于汉娜性格的线索,因为她总是欲言又止,如果卡拉瓦乔的故事涉及她生活的某些时刻,她还会把他的话题引开。她只想让基普认识眼前的她,与那个曾经的她相比,那个女孩,或者年轻的女人,现在的她也许有更多缺点,也许更有同情心,也许更冷酷,也许更固执。她的生命中曾经有过她的母亲爱丽丝,她的父亲帕特里克,她的继母克拉拉,还有卡拉瓦乔。她早就跟基普说过这些名字,仿佛这些人名就是她的证件,她的嫁妆。人名既然准确无误,便不需要再做什么讨论。她用这些名字就像参考一本书里的权威信息,如何正确煮鸡蛋,如何把大蒜加入羊肉。没有什么好问的。

而现在——因为已经喝得很醉了——卡拉瓦乔讲了汉娜唱《马赛曲》的故事,他跟她说过一次。“是的,我听过这首歌。”基普说,然后他唱起来。“不对,你得把它唱出来,”汉娜说,“这歌你得站着唱!”

她站了起来,脱掉网球鞋,爬上桌子。她赤裸的脚边有四个蜗牛壳,火光一阵颤动,差点儿灭了。

“这是唱给你听的。基普,你必须学会这样唱。这是为你唱的。”

她对着黑夜歌唱,歌声越过他们的蜗牛灯,越过英国病人房间里的那方烛光,消失在摇曳着柏树影的黑色夜空里。她把手从口袋里拿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