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洞察之缺陷（第3/5页）

然而在婆罗门社团中有一个堕落的人。他喝酒，从寺庙的水潭中捕捉圣鱼，和穆斯林厮混，还养了一个身为“不可接触者”的情妇。他不能被逐出社团。一个原因是出于慈悲，慈悲是阿查雅善的一个方面。不过另有原因。堕落的婆罗门威胁说，如果被驱逐，他就去做穆斯林，这种改宗行为会回头传染乃至破坏整个社团。这个邪恶的婆罗门现已死于瘟疫，接着就发生了一场危机。社团是否应该举行一次最后祭仪？只有婆罗门才能为另一个婆罗门举行祭礼。但这个死去的人的婆罗门身份能被认可吗？他生前曾诅咒过婆罗门品质，那婆罗门品质是否离开他了呢？社团能否举行祭礼而不污染自身？能否由另一个较低等级的婆罗门阶层来举行祭礼？（他们希望这样的要求是对那些人的抬举，他们之间的婆罗门界限有时可以交叉，他们感觉如此。）但这样做是否会令社团名誉受损？因为他们竟然让一个低等级的团体来为自己的成员举行祭礼。

这些是那个阿查雅，那个王冠宝石和善人需要解决的事情。事出紧急，天气暑热，尸体正在腐坏，秃鹰们就在周围盘旋，瘟疫也有扩散的危险。对日常食物十分讲究的婆罗门们感到饿了，尸体没有火葬之前他们无法进食。

但是阿查雅无法迅速想出解决的办法。他不能仅仅按照他的内心和他的善行事。死者的身份问题—是否是婆罗门，是社团成员还是贱民—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这事关玷污，因此也事关律法和圣书。这位阿查雅不得不依靠典籍。他和其他人一样，不知道棕榈叶经典对此是如何规定的。但查阅经典要花时间。瘟疫蔓延，一些不可接触的贱民死了，不经仪式便在自己的窝棚里火化，婆罗门因为饥饿和焦虑而快要发狂。经典没有给阿查雅任何解答。

阿查雅知道，自己智慧的美誉现在濒于险境，在危机之中，他意识到了这种仅存的个人虚荣。但必须要有所决断，而且必须正确。阿查雅只好转而求助于巫术。早晨，他走进猴神的庙中，仪式性地清洗了真人大小的偶像。他在神像的左右肩上各放了一朵花。他确定了神灵回答的方式：如果右肩上的花先掉下来，社团就为死者举行祭礼。可是神灵没有给出回答。在炎热的天气里，阿查雅祈祷和烦恼了一整天（他瘸腿的妻子已经染上瘟疫），可没有任何一朵花落下。于是，生平第一次，这位善人阿查雅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也许要祈求神灵回答，他还不够资格。

晚上，他精疲力竭、备受煎熬地离开神庙，前去照顾妻子。在树林中，他遇到了死者的不可接触者情妇。她表达了对他的关心，她一直崇敬阿查雅的慈悲，这令她产生了一个想法，自己应为阿查雅生一个孩子。她的乳房碰到了他，而他被那个瞬间所笼罩。半夜醒来，他以为自己重新成为了母亲怀中的孩子。不能说他这是堕落或犯罪。这些词显得太主动。就像现实生活中苏德尔·卡卡尔的病人，性爱的瞬间就这么发生了。“这是个神圣的瞬间—此前什么也没有，此后什么也没有。这个瞬间生成从未有过的存在，随即又离开了存在。此前无形，此后无迹。在其中，具象，瞬间。这意味着我绝不承担和她做爱的责任，不为那个瞬间负责。但那个瞬间却改变了我。为什么？”

这样的推论很奇怪，但这是阿查雅眼下的危机：不是罪孽，而是突然间对自己的本性产生神经质的不确定感。早先的危机已经消退了：夜里，情妇在一位穆斯林的帮助下把死者火化了。阿查雅则带着他的新烦恼离开了。他究竟是一个善人，还是毕生实际上另属于一个“凶暴”的世界？人是其现在所是，是由他们的前世所塑造的。但是人如何才能知道他的真实本性，他的“形”？

“我们通过自己的抉择塑造自身，把形与界线加在我们称之为人的东西上。”可是究竟什么才是他界定自身的抉择呢？是长期的牺牲和善，还是无法理解的性爱瞬间？他不知道；他只觉得自己“失去了形”，本人就像“一个着了魔的早熟胎儿”。他再次被缚在了“业”之轮上，他不得不重新开始，重新决定自己的本性。在此期间，他就像个幽灵，断绝了与社团其他人之间的联系。他失去了神，失去了善的途径。“就像一只小猴在母猴于树枝间跳跃时没有抓住母亲的身体。他感到他没有抓住，并从他始终秉持的祭礼和行为上坠落下来。”因为人不是由自己塑造的，所以信仰、信念、理念或自身完善都不是问题所在。只有认识自我的愿望，才能让人回归印度教直觉生活的极乐：“活着，仅仅是活着。”

他如今已失形，他的妻子死于瘟疫，这一死，刻意牺牲的行为就突然中止了。阿查雅决定流浪，放任双腿随意漫游。这的确是一项试探自己对世界的反应的考验。可以说，他在用一种被动的方式尝试给自己界定新的“形”。其他人如何看他？农民还认为他是婆罗门吗？其他婆罗门会认为他是婆罗门，还是个骗子？在乡村集市上，他是否会被女艺人、汽水摊和咖啡摊的污浊、斗鸡这样的低种姓娱乐诱惑？这是个“庸俗快乐的世界”，黑暗的世界，“充满欲求、复仇和贪婪的魔鬼世界”，在纤尘不染的婆罗门世界和这样的世界之间不存在折中之道。他周围都是“有目的的目光。目光流连于物……沉溺。欲望与满足的统一体，同源同生”。人被世界所界定，他们被自身所能暴露出来的污浊界定。

阿查雅被吓坏了，他觉得自己正在“从幽灵变为恶魔”。但他仍然神经质似的继续考验自己。他的种姓之罪增加了，他明白了，通过将自己暴露于污浊，他本人也成了污浊之物。他下定决心，要回到社团去承认一切。他要告诉他们他和死者的贱民情妇之间的性历险，他去过公共集市，他要告诉他们，尽管处于污浊状态（部分是因为他妻子之死），他仍然同婆罗门们同食于一座庙堂，还邀请过一个低等种姓人和他一起吃。他将不带悔恨与悲伤地说出真相。他只是告诉他们，经过一系列意外（也许并不是意外）后，他刚刚发现的内在自我的真理。

《祭礼》不是一篇容易理解的小说，可能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我的解读。译本并不总是清晰的，而很多印度教范畴的内容也不容易转译成英语。尽管如此，其叙述还是令人入迷，可以想见以卡纳达语写成的原著会有多么精彩绝伦。反婆罗门情绪（由此而扩展至反雅利安、反北方的情绪）在南方盛行，《印度画报周刊》上这篇连载作品的一些读者将它看作对婆罗门的抨击。这是一种政治性简化，不过它也显示出印度人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可以接受这篇对外人来说难以理解的小说：种姓、污浊、自身的“业”的概念和失去种姓认同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