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洞察之缺陷（第2/5页）

从没有对风景的描述。也许我是错的，不过在漫长的“体验真理”中，我相信只有三处废话中提到了风景。一八九三年，在去南非的路上，甘地注意到了桑给巴尔的植物，三年后他短暂返印，在加尔各答上岸，“欣赏胡格利河的美”。他仅有的一次重要的对风景的体验是在四十五岁那年返印安居时去喜马拉雅山的印度教朝圣之地哈德瓦。“我被哈里什克什与拉克什曼朱拉的景色深深吸引，俯下头向我们的祖先致敬，折服于他们对大自然之美的感觉，折服于他们有远见，能够在大自然显现的美景中注入宗教意义。”外在世界只有在影响了内在世界时才算一回事。这是印度的体验方式，在甘地自传中是真实的，在其他印度人的自传中也是真实的，尽管其他人自我关注的内容更为贫乏。“我看到人们活着”——那位印度姑娘用这句话描述从欧洲归来后于孟买见到的人群，她是在尽力而为。她生活在印度的传统中，像一八八八年在南安普敦的甘地一样，她无法描述尚未被接受的事物。正如她所说，在印度，她只和她的家人“联络”。这个时髦的词汇使她能用一种现代口吻来自夸，但这个词汇也可转而被理解为一种对洞察和反应的传统性制约。能够被她转化成自夸的这种缺陷，正是那些圣人现在宣扬的“印度教智慧”的一个方面，他们鼓吹“冥思”，把世界解释成幻觉。

冥思和静修可以是一种治疗方式。不过也许真正的印度教极乐（迷失自我）对印度教徒来说更容易接受。新德里尼赫鲁大学的心理学家苏德尔·卡卡尔博士自己就是印度教徒，在欧洲和印度两地都有实践经验。根据他的说法，印度人的自我“发育不全”，“魔幻世界与泛灵论式思维方式靠近表层”，印度人把握事实的方式“相当浅薄”。卡卡尔正在写书，在一封信里，他说：“总的说来，印度人和外在的真实之间的关系同西方人不同。在印度，这种关系接近儿童的某个特定阶段，那时外在世界尚未以分化、独立的形态存在，而是与人本身及其受影响状态紧密相关。它们本无所谓对错，是好是坏，是威胁还是报偿，是有益还是残忍，全都取决于其人当下的情感。”

卡卡尔认为，这种发育不全的自我来自印度人生命中烦琐的社会组织结构，而且这种自我适应印度人的生命。“母亲作为孩子的外在自我而起作用的阶段通常比西方人长许多，此后，许多与现实相关的自我机能也从母亲身上转移到家庭及其他社会组织中去了。”种姓和宗族不仅是一种团体，它们彻底地界定了个人。个人从来都不是自主的，他永远是其群体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有着一整套规矩、仪式、关于禁忌的复杂制度。每个行为细节都受到规范—碗要在早餐前清洗，绝不能放在早餐后，要用左手而不是右手进行亲密的性接触等等。关系是有法可循的。宗教和宗教修习（“魔幻世界与泛灵论式思维方式”）将一切事物锁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对个人观察和判断能力的要求下降了，于是可能产生接近纯粹直觉的生命。

由此导致的对现实的儿童式认知，并不一定是幼稚的—甘地就是个反例。不过它的确说明，印度人沉湎于自己经验的程度在西方人中很少见。印度人更不容易进行反思和分析。印度人和西方人认知方式的差别在性行为上体现得最明显。西方男人可以描述性行为，即使在高潮时也能观察自身。卡卡尔说他的印度病人无论男女都不具备这种能力，他们不能描述性行为，只能说“它发生了”。

当世界稳固、个人安然，印度人就只是在活着了，而且他也置身于其他活着的人中。但是一旦失去家庭、宗族、种姓的支持，人就陷入了混乱与黑暗。一八八八年，不到十九岁的甘地从孟买前往南安普敦，那是一片丝毫找不到方向的海面。我和卡卡尔在德里见面时谈的就是甘地和甘地对英国的记述。甘地可能根本没法描述他到达南安普敦时的见闻，卡卡尔说：甘地一定过于强烈地专注于自己内心的混乱，过于努力地捍卫“我是谁”的观念。（卡卡尔是对的，在后面的自传里，甘地说起他在英国的第一个周末，那是在伦敦的维多利亚饭店度过的：“住饭店可不是一次有益的经验，因为我魂不守舍。”）

卡卡尔说：“我们印度人，在变化流动的外界事态与事物里，会利用外面的现实来保持自我的延续。”所以，人并不主动探索世界，他们甚至为世界所界定。就是这种消极的认知伴随着“冥思”、对无限的追求以及迷失自我的极乐，它还伴随着“业”和印度人生命里复杂的组织结构。一切都锁定在一起；人不能在他人外孤立存在。如卡卡尔所说，印度的体制不适合讲究个人主义和果断的西方式“成熟个性”存在。这无疑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修习学院里，印度人在神性交流的气氛中显得十分活跃，而西方同道（如同在印度其他地方的那些嬉皮士）看上去则乖戾而不自在。

一个活跃而繁忙、充满了激情和斗争的国家，是不太容易理解这种消极的认知方式的。但是，它是理解印度在知识方面少有作为的根本要素，才识的平庸普遍被视为理所当然，这是这个拥有世界第二大人口的国家最令人吃惊和沮丧的事实，这个国家现在对世界贡献很少，只有其甘地式的神圣贫穷概念以及循环上演的圣人们的狡猾喜剧，这个国家为其文明的源远流长感到自负（也仅仅是自负，没有知识和学识），现在却以实用的姿态依靠着别的文明，而且对那些文明也是一知半解。

最近一部出色的小说既让我们接近了印度的自我观念，又不过于令人困惑。小说叫《祭礼②》，作者是四十四岁的大学教师U．R．阿南塔默提。小说的主题是一位婆罗门对身份认同的丧失，它证实了苏德尔·卡卡尔所说的大部分观点。小说以印度南部的卡纳达语③写成，书中的印度并没有被过度诠释，也没有被修饰或简化。小说如今获得了全国性的成功，被改编成一部电影并获了奖；英译版（由诗人拉马努扬翻译）在一九七六年的头三个月在印度最好的报纸《印度画报周刊》上连载。

小说中心人物是一位所谓的“阿查雅”，即一支婆罗门社团的精神领袖。这位阿查雅在幼年时就认定自己是“善人”，这就是他的本性，他的“业”，他依前世安排而所成之物。在这位阿查雅的理论中，没人能成为善人，他要么本来就是，要么就不是，而“愚人”、“黑暗之人”是不能抱怨的，因为根据其本性，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望得到救赎。遵循本性中的“善”，十六岁那年，阿查雅娶了一位十二岁的瘸腿女孩。这是他的牺牲行为，那个瘸腿女孩则是他的“祭牲之坛”。直到二十年后，这种牺牲行为仍然令他感到快乐、骄傲和慈悲。通过每天（甚至是在她污浊的月经期）伺候那位又瘸又丑的女人，他越来越接近于救赎，他想：“我成熟了，准备好了。”这位阿查雅，他的牺牲，他的善，以及长年研究棕榈叶经典所带给他的宗教智慧，如今令他声名远播。他是“吠檀多的王冠宝石”，吠檀多则是最高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