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土崩瓦解的世界（第3/5页）

这种专横的恐怖蔓延到上上下下：部门工程师伪造配货凭单，倒卖钢厂库存，营业税税务员收受一个小商人五百卢比的贿赂（合五十美元），铁路乘务员在餐车“非法”运米，邮差涉嫌偷开外国邮包。在这些年的动荡漂泊之后，印度得到了一时的安宁。

但这只是恐怖，是随着尽人皆知的政治危机而来的混乱。它无法建立新的社会道德框架，也无法承诺一个更加规范的未来。它只是强化了总是孤注一掷的印度教自我感，人们感到被外在威胁所包围，需要躲避和隐藏。在印度教上层观念中，“自我实现”可以有多种形式，甚至是尘世的腐败，其中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观念。这对于经过千年的挫折和溃败的印度教来说可算是重大缺陷。现在社会分裂了，这才是新闻界真正在谈论的话题，而不是什么清理整肃、“紧急状态”，或是甘地夫人与反对派有权解决的短暂危机。

不管其直接的政治动机是什么，“紧急状态”只是让已经存在一定时间的分裂状态正式出现，这种分裂不能仅仅靠政治来解决。一九七五年，宪法被冻结。但在一九七四年的印度存在的是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罢工和学生骚乱，国家已经无法运转。政治问题确实存在，但这模糊了更大的危机。反对派所说的腐败与执政者所说的无纪律无秩序，其实都是道德混乱的表现，可以追溯到源头，追溯到独立之时。

甘地在为独立而奋斗时所尊崇的印度教社会，随着独立所带来的重生和成长已经分崩离析。一个记者说，麻烦（他称之为背叛）从独立后的第一天就开始了，那天，尼赫鲁总理入住前英军总司令位于新德里的官邸。但麻烦更多在于令尼赫鲁掌权的那场运动的本质。甘地如施魔法一般给予这个运动民众基础。众多像贾干一样只为投身圣战的民族主义者把国家推向了独立。众多像贾干一样对责任感到新鲜、缺乏国家观念的人—聚敛财富又心怀虔敬的商人、披挂甘地式衣冠的政治家—来拆独立的台。现在人们开始反对贾干们了，印度这才发现它已经不再是甘地主义的印度了。

这不奇怪：甘地主义的印度产生得非常匆忙。从一九一九年（马德拉斯的第一次甘地主义骚动以在寺庙里分发糖果而结束）到一九三○年（伟大的食盐长征以大群有纪律的志愿者前仆后继地挺身接受警察毒打而告终⑥）的区区十一年里，甘地让印度对自己有了新的概念，同时也让世界对印度有了新的概念。在这十一年里，非暴力被塑造成古老而多面的印度真理，是印度教行动的终极源泉。现在甘地主义仅剩下标签和能量，而能量也变成了恶性的。印度缺乏它所需要的新的信条。这里不再有规则。受到太多的侵略、征服和掠夺，四分之一的人口永远是“不可接触者”阶层，人民没有国家，只有主子—这样的印度被再次发现是残忍的，充满恐怖的暴力。

在“紧急状态”前的一次演讲中，最受尊敬的反对派领袖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说：“危害了这个国家之完整的还不只是异议和争吵，更严重的是我们对待它们的态度。我们经常表现得如同野兽。在对待村庄宿怨、学生组织、劳动争议、宗教游行、边界纠纷或重大政治问题时，我们更倾向于表现得充满攻击性、野性和暴力。我们烧杀抢掠，还时常犯下更邪恶的罪行。”

骚乱的暴力可以自然平息，它可以就像现在这样，由“紧急状态”中的规定所控制。但还有一种更古老、更深层的印度暴力。这一暴力在外国统治时期未被触碰，也在甘地时代存活了下来。它已成为印度教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它隐身于一个大舞台，消失在普遍的悲苦中。而在现在的“紧急状态”中，由于强调的是改革，是社会的“弱势阶层”，受管制的新闻界披露出的故事就好像发生在另一个时代。一个男孩因为无法偿还一百五十卢比（相当于十五美元）的债务，被村里的放债者抓去做了四年奴隶；九月，在南方的维洛尔，村里有种姓的印度教徒把“不可接触者”们的茅屋围起来，污染他们的井水，使他们被迫离村；十月，在西部古吉拉特邦的一个村子，发生了一次攻击苦力、洗劫其粮食的反“不可接触者”的恐怖行动；还有在某个北方地区“不可接触者”中的习俗：男人们为了给有种姓的地主偿还小额债务，将妻子卖到德里的妓院。

对古代的雅利安人来说，“不可接触者”就是“行尸走肉”。像他以前的改革家们一样，甘地努力让他们成为神圣的印度教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他称他们为“哈里真”—神之子民。这显然是一个语言上的巧合，他们至今仍是神的劣民。即使是在恒河岸边艾哈迈达巴德的“不合作主义学院”也是一样，这座学院是甘地从南非回国后亲自建立的，他就是在那里发起了伟大的一九三○年食盐长征。这几天在“旅游发展公司”的资助下，晚上灯光照射着学院，早晨灯光则照着其中一座建筑，那是为“哈里真”的女孩们建立的学校。“落后阶级，落后阶级。”一个突然成了我导游的老婆罗门满心虔诚地解释，把这些女孩变成了敬而远之的东西。古老的暴力仍然存在，乡村里的“不可接触者”迫于恐怖以及故意制造的饥饿，仍然维持着农奴身份。这些在印度都屡见不鲜，却突然成了新闻。

尼赫鲁先生有一次评论说，印度的一个危险是，贫穷可能被奉为神圣。甘地主义中就曾有这样的现象。圣雄的简朴似乎把贫穷神圣化了，成了所有真理的基础，成了独一无二的印度的财富。所以在独立二十年后，它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英迪拉·甘地夫人在一九七一年将贫困列为政治问题，她那一年的竞选口号即是“远离贫困”。而当时她的对手则进行着另一类战争，他们回答：“远离英迪拉”。但此后印度开始快速发展。如今这里则在比赛着抗议。作为抗议的一个原因，印度神圣的贫穷一下子被视为永不枯竭的资源。看来总有另一种低层次的悲苦。

政府如今根据“紧急状态”的规定开始激进改革，颁布法令，废除几种农村债务。在比哈尔邦德罕巴德矿区恐吓矿工的两三百名放债人被逮捕。独立二十八年后，债务劳工被宣布为非法。债务劳工！十三年里我三次访问印度，总共待了十六个月，访问了这个国家很多地方的村庄，可我从没听说过债务劳工。班加罗尔《德干先驱报》的一篇社论解释了原因：“制度如生命一样古老……在农村，奴役制度的实行已经达到如此精致的程度，以至于受害者自己都感到有义务保持奴役状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