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再见了，巴黎！

来到这里是一种神奇的经历，许多地方都让你感到惊奇，其中之一就是发现我在多大程度上是美国人。

——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

一

没有人特别注意这个小个子老先生，他和一位年轻的女士在和平街上和王宫花园散步。没有人转头，没有人认出他来，回应他那很有特点的微笑。

在国内，在波士顿，人人都知道他是谁。在伦敦，近几周他在宴会上成了关注的焦点。首相、公爵、侯爵和文艺界的著名人士，像罗伯特·勃郎宁和奥斯卡·王尔德，见了他都会热情地打招呼。王家医学院特地为他举行了纪念仪式。他接受了英国三个最有名的大学——牛津、剑桥和爱丁堡的荣誉学位。

不过，在他所热爱的巴黎，他知道，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他写道：“和我们最亲近的人就是旅馆的人。”考虑到他平易近人的外貌，这是可以理解的。

1886年盛夏，77岁的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先生在他寡居的女儿艾米莉陪伴下回到了欧洲，进行他的故地重游之旅。50年前，他离开了路易·菲利普和弗朗索瓦·基佐时代的法国。他早年在巴黎的波士顿同行和“医学生”、诗人、作家现在几乎都去世了。梅森·沃伦、查尔斯·萨姆纳、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甚至托马斯·阿博顿和亨利·朗费罗都已经去世了。那些和他一起听杜沛伊特朗讲课，随传奇性的路易大夫去一起查房的朋友，仅剩下亨利·鲍迪奇了。

现在在巴黎唯一熟悉的面孔就是卢浮宫的那些画作了。尽管开始的时候也很难看到熟悉的东西，它们都又经过了重新的安排。“不过我看到它们的时候，我似乎觉得它们都在向我打招呼，就像见到了老熟人一样。温顺的《漂亮的园丁》还是像小绵羊一样……提香的戴手套的年轻人，还和我过去敬仰的一样平静自信。”

他和艾米莉在巴黎只待了一周。她去购物的时候，他就到医学院附近走走。他很高兴地发现在王子街住过的房子还没有变化，只是临街的那间改成了一家商店。他很想走进去问讯问讯，但还是克制了自己的冲动。“要是店主认识我50年前的老邻居贝尔特朗先生或他的两位夫人怎么办呢？我还参加过他第一位夫人的葬礼，第二位夫人的婚礼呢。”

霍姆斯从王子街走了不远，到了先贤祠。他说，他不是来瞻仰那宏伟的建筑的，也不是来怀念那些伟大的人物的，他是来看莱翁·傅科那著名的钟摆的。“我想了很多关于傅科的伟大实验，这是科学上记录的一项最崇高的对物理事实的形象演示。”它还在那里，一个重物悬挂在从穹顶垂下了300英尺的绳上，来回摆动，用它那变化的方向来证明地球的自转。

在巴黎，霍姆斯医生只想见一个人。他决定亲自到路易·巴斯德在沃克林大街14号的办公室，进行一次事前没有通知的拜访。“我递进了我的名片……他立即就出来招呼我。我告诉他，我是一位美国医生，只想来见见他，握握他的手，没有别的。”

霍姆斯回忆起从他学习开始到现在这几十年来，巴黎发生的变化，感觉法国在科学研究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当学生时听诊器还是个新鲜的东西，显微镜更是从未被他们的医学教师提及过。

让他感叹的并不只是他学生时代的社会早已成为过去，也不仅是他同时代的美国同事没剩多少人了，而是现在在巴黎的美国学生数量相对少了。很大的原因是由于他们这代人从巴黎带回去了很多知识和经验，美国的医学教育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到巴黎学习已经不再是很有优势的事情了。那些想要在医学领域出类拔萃的人，在国内就可以接受很好的培训了。

正值夏季，巴黎的大部分都很静。晚上，霍姆斯觉得太累，不想去剧院了。看一看塞纳河上美丽的桥梁也是一种享受。他写道：“没有什么比这些桥，看起来变化更小了。”新桥在他看来和当初一模一样，引发了不少旧时的回忆。

在当年他最喜欢吃早餐的普罗科普餐厅停下来，他看到餐厅的面貌大有改进。他要了一杯咖啡，坐下来想象着很久以前伏尔泰和那些杰出的人物在此相会的情形。

“不过对我来说，我似乎能看见我早年的朋友和伙伴们都活蹦乱跳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都还那么年轻。”他不需要追到佛罗里达去寻找彭斯·狄·雷翁的不老泉。它就在这里，在巴黎。

霍姆斯重游巴黎后的第三年，就是1889年博览会召开的那年，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也回到了巴黎。他待的时间也不长。他是独自一个人来的。他说自己并不想看博览会或特别要见某个人，只是想来“重新体味一下我学生时代的生活和环境”。

他不怎么和人交往，没有住在旅馆里，而是住在左岸的“一个小屋”里。这是一个朋友，也是原来的助手，雕塑师弗莱德里克·麦克莫尼的工作室公寓。至于他对巴黎的印象，他仅提到了其“雄伟、巨大”；关于他对博览会的看法，他只是说“太复杂了，激起了那么多的名利虚荣，我不能深陷进去……”

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可能是，他第一天早晨在“小屋”窗户下面小公园里看到的景象。从一个门冲着公园的工作室里走出了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人，“一个老家伙”，穿着睡衣、拖鞋，抽着烟斗。

他费力地走过小路，到了一片花圃处，那显然是他个人的财产，非常细心地用一个小巧的喷壶浇着水。不一会儿，另一个老头也从另外一个门口出现了，穿着裤子和拖鞋，他也蹒跚着走向了自己的那一小片地。

他想这样的“老家伙们”很可能就是他年轻时在美术学院的同学，他们在这拥挤喧嚣的巴黎满足地侍奉着自己的花圃。“从那平静的烟斗中冒出的青烟，在绿色中超然地看着一切，和周围融为一体。”他羡慕那种和谐以及他们的满足。

据他的家人说，圣高登斯1889年感觉“很有必要”到巴黎去旅行，看看这座城市在干什么，“以开阔艺术视野”。这可能是真的。不过，他还有自己私人的原因，人们后来才知道。

大批有抱负的美国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不断拥向巴黎。他们中有的人会在美国成为显赫的名家。

莫利斯·普兰德伽斯特是波士顿杂货商的儿子，于1891年坐一条运牛的船渡过了大西洋，报名进入了朱利安美术学校。三十几岁的约翰·怀特·亚历山大也在同一年和他的妻子到了巴黎住下。不久，他画的大幅显眼的美女图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詹姆斯·厄勒·弗雷泽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南达科他州的牧场上度过的，父亲是铁路工程师。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开始在巴黎美术学院学习雕塑，后来被圣高登斯“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