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天使，望故乡(1)（第5/9页）
差不多三天三夜了，他一直在想，父亲的临终之言究竟是不是“杂种”。经历了长时间的守夜，他的听觉也许不那么敏锐了。杂种？什么意思？你根本不是我真正的儿子。但这个父亲能那么有洞察力吗，能吗？也许他是从我眼里读到的：爸爸，亨利才是你的好孩子，我不是。不，不，除非是在安全的书房里，否则连我自己也无法洞察到这一点。也许，他说的只是“快点”，催促死神快点动手，就像他曾经催促妻子快点卷起冬毯，催促偷懒的亨利快点做作业。“大点”？不可能。尽管内森宣扬了一番宇宙论，但对他父亲而言，从生到死，广袤的宇宙始终只有两个参照点：家庭和希特勒。你能做得更糟一点，也能做得更好一点。好点。没错！不是“杂种”是“好点”(11)。第一原则，也是最后训诫。不是更多的启示，而是更多的美德。他从来都只会提醒他们要做好孩子。“杂种”只是祖克曼自己的痴心妄想，即便不是他身为儿子的妄想，也是他身为作家的妄想。更精彩的场面，更猛的药剂，“父亲”最终断绝关系的声明。但是，不写作的时候，祖克曼只是个普通人，他也宁愿不要如他想象的那般精彩。卡夫卡曾经写道：“我认为我们应该只读那些会让人又痛又痒的书。如果一本书不能给我们当头一棒，那又何必读它？”这没错，就书而言。但在现实生活里，又何必凭空造出给自己的当头一棒呢？拥护艺术，但谎语癖还是要打倒。
谎语癖？阿尔文·佩普勒。这个词就像一声钟鸣，将汝唤回我身旁(12)。
葬礼后一晚，其他人就寝之后，爱西向祖克曼确证了佩普勒大致的生平。那晚，他俩在她厨房里吃白天招待客人剩下的肉桂蛋糕。自祖克曼记事起，爱西就好吃且嗜烟，在大家看来她会早早地吃进坟墓，抑或抽烟致死。父亲总能找机会训导别人该怎么生活，她就是诸多被训人里的一个。“他常常坐在窗边，”爱西告诉内森，“坐在轮椅里朝楼下停车的人喊话。他们不听他的，只管停自己的。就昨天我还碰到一个女人，因为你家老头，你妈现在都还不敢跟她说话。她是沃克斯博格老太太，辛辛那提人，家产上百万上千万。你妈一看到她就绕道而行。有一天，维克托看到沃克斯博格太太坐在大厅的空调边上想心事，就提醒她挪开点，省得染肺炎。她说：‘拜托，祖克曼医生，我坐哪儿不关你的事。’但是，不行，他不接受这个回复。他开始跟她说一九一八年我们的表妹西尔维娅怎样死于流感，她是如何漂亮如何聪慧，她的死给格蕾西阿姨带来什么样的打击。你妈阻止不了他。每次她试着推开他的轮椅，他都大发脾气。她不得不去配安定片并交给我保管，因为一旦被他看到，他就会朝她大吼大叫，说她吃药吃上了瘾。”
“爱西，自从他坐进那张轮椅之后，的确有点过分了。我们都知道。”
“可怜的休伯特·汉弗莱。如果他看了你爸的明信片，我还真同情他，可怜虫。内森，汉弗莱到底能做什么？他又不是总统，越战不是他的主意。他和普通人一样迷茫。但是你没法和维克托说这些。”
“嗯，现在汉弗莱的苦难结束了。”
“维克托的也是。”
“是的。”
“好了，内森——我们向前看吧。你我不是幽谷百合。这次我得弄点内幕消息，你妈不在，不用假装你的小鸡鸡还只用来撒尿。我想听听你和那个影星的事。你们怎么了？你甩她还是她甩你？”
“我全都会告诉你的，但你得先跟我说说佩普勒一家。”
“纽瓦克的佩普勒家？你指的是，他们家儿子，阿尔文？”
“没错。纽瓦克的阿尔文。你知道点什么？”
“哦，他以前上过电视。那些电视智力竞赛，你还记得吗？我想他赢了两万五千美元。《星报》上有过他的大篇幅报道。这已经是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之前他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他们是不是授了紫心勋章给他？因为他头受伤了。也可能是脚。不管怎样，他出场的时候，他们都为他放‘从蒙特祖玛的大厅’(13)。你干吗想了解他呢？”
“我在纽约碰到他。他在街上介绍了他自己。从我们那次见面来看，他受伤的是头不是脚。”
“噢，是吗？他疯了？他对他的美国文化应该无所不知。他就靠这个赢奖金的。当然，他们事先给了他答案。那是个大丑闻。有那么一阵，他是全纽瓦克的唯一话题。我和他阿姨洛蒂初一的时候是同学，所以我每星期都跟进他的情况。瞧，其实每个人都在关注。然后他输了。他现在疯了？”
“有一点，我觉得。”
“哦，他们也是这么说你的，你知道。而且说你不是一点点。”
“那你怎么跟他们说？”
“我说，是的，他得一路穿着精神病人的约束衣去银行(14)。他们就闭嘴了。那个影星怎么样？谁甩的谁？”
“我甩她。”
“白痴。她那么漂亮，而且又那么值钱。看在主的分上，内森，这是为什么？”
“她是很漂亮，也很值钱，但她的信仰和我们不一样，爱西特。”
“我记得以前这一点都不会碍着你，反而怂恿了你，我觉得。那么，你现在又让谁痴狂了？”
“果尔达·梅厄(15)。”
“噢，内森，你这只躲在无辜教授眼镜背后的狡猾的小狐狸。你总那么狡猾，甚至小时候就是。一边是你弟弟，乖乖童子军，一到点就睡觉；一边是你，暗地里想我们都是群笨蛋。但我不得不说，你在这本书里告诉了大众一些真相。我要是你，他们说的屁话我一句都不会听。”
安全带提示灯灭了，亨利往后把座位靠了靠，啜起了起飞时点的马提尼。不能说他好酒，他其实是在把马提尼当药喝。那天早上他的脸色似乎愈加黝黑，病恹恹的——那种黑不是浪漫性感的黑——就好像脸上抹了煤灰。在祖克曼印象里，十三年前那个周末过后，他弟弟就再没有这样崩溃过。十三年前，亨利在康奈尔读大学二年级。一个周末他回家宣布他要放弃化学转攻戏剧。他刚刚在《夏约的疯女人》里面扮演了拾荒者。这是他大学里尝试出演的第一部戏，演的就是主角，他在饭桌上心怀敬畏地说起两个新的影响他人生的人：一个是曾经在百老汇扮演拾荒者的约翰·卡拉丁，他希望能在舞台上和他一决高下（在容貌上也是——他已经试着减掉十磅了）；另一个是康奈尔版《疯女人》的年轻学生导演狄米。前一年夏天，狄米就把父母在普罗文斯顿的度假屋粉刷好了。他坚信他能叫上亨利一起去那里“演戏”。“什么时候？”祖克曼太太问道，她还在为亨利那么瘦而羞愧。“狄米说明年夏天，”亨利答道，“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