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塔德漫画里的那个盲人
麦迪逊·安德鲁斯年已六旬，长得又高又瘦，雪白蓬松的头发、眉毛加上八字胡子，使他那张颧骨突出，肌肉结实的脸越发显出其红润。身上的衣服宽宽荡荡，嘴里还嚼着烟叶。在过去十年里他曾两次作为“第三者”而被公开曝光，成了人家离婚诉讼中的“第二被告”。
“大概科林森这娃娃在你面前胡诌了我不少混话吧，”他说，“看来他是以为我老头子又起了少年心，他嘴上没说，可不说我也看得出来。”
“我还没有跟他见过面呢，”我说，“我回到城里还只两个钟头呢，到事务所去了一趟马上就赶来了，可这就足足花了我两个钟头。”
“是这样的，”他说，“科林森虽说是她的未婚夫，但是我要替姑娘负责，我觉得还是应该听从里斯医生的劝告。姑娘的病都是他给看的。他说，让姑娘到那个会堂里去小住一阵，是可以促使她精神得到恢复的最好办法，别的办法什么都不会那么灵。对他的意见我总不能听而不闻吧。尽管霍尔东夫妇可能是江湖骗子，恐怕也多半是江湖骗子，但是嘉波莉自从爹娘死后跟谁都不愿意说话，只有这个约瑟夫·霍尔东，她倒是愿意去找他谈谈的，只有跟他在一起，她似乎才安静了，这也都是事实。里斯医生说，她一心想要去会堂，要是违逆了她的意思，那就只会使她的精神症状进一步加重。我能因为科林森这娃娃不赞成，就把他的意见都撂在脑后吗？”
我说：“那是。”
“对这个教派我是不抱什么幻想的，”他继续为自己申辩。“这个教派大概也跟其他五花八门的邪门教派一样，全是招摇撞骗的玩意儿。不过我们着眼的并不是它宗教方面的那一套。我们只想取其治疗作用，用来治一治嘉波莉精神上的病。尽管嘉波莉入了这样一个教派安全并没有确实的保证，我却还是很想让她去。我的想法是，设法使她康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决不能让其他的考虑来干扰了这件大事。”
他忧心忡忡。我点点头，不作一声，等着听他说下去，好弄清楚他这样忧心忡忡到底是什么缘故。他转弯抹角，兜来绕去又说了一大通，我听着听着才算渐渐有点明白了。
遵照里斯医生的意见，不顾科林森的反对，他终于还是决定让嘉波莉·莱格特到圣杯会堂去住上一阵。一则是她自己一心想去，再则当时连利文斯顿·罗德曼太太那样有头有脸的高尚人士也住在那里，加以霍尔东夫妇又是埃德加·莱格特以前的老朋友，由于这种种原因，安德鲁斯就让她去了。那是六天前的事。她把那混血儿姑娘明妮·赫尔希也带了去，好有个侍候的人。里斯医生每天都去看望她。前四天他看她的病情果然有了好转。可是到第五天去一看他却吃了一惊。她的脑子迷糊得只有比以前更厉害了，她身上出现的症状，就像是用什么休克疗法休克过似的。从她嘴里掏不出一点情况。问明妮又问不出来。问霍尔东夫妇也一样等于白问。他根本无法了解到底发生过什么事了，也不知道到底出过什么事没有。
埃里克·科林森事先向里斯医生提出过一个条件，要他每天对嘉波莉的病情作出汇报。所以里斯医生就把他末一天见到的情形都如实对科林森说了。科林森一听跳了起来。他要他们马上把姑娘从会堂里接出来：依他看，霍尔东夫妇分明是打算要谋害她。他跟安德鲁斯吵了一大架。安德鲁斯认为姑娘这不过是旧病复发，只要让她留在她想待的地方，很快就会好的。里斯医生的意思也比较赞同安德鲁斯的看法。科林森却大不以为然。他扬言他们要不立马把她弄出来，他就要跟他们没完。
所以安德鲁斯忧心忡忡。姑娘真要有什么三长两短，事情张扬出去，以他这样一位精明的律师竟会让被监护人去了这种地方，在面子上可是不大光彩的。不过他还是说他百分之百相信让她在那儿住一阵对她只会有好处。当然他也不希望她有什么好歹。最后他跟科林森达成了妥协。双方一致同意让嘉波莉在会堂里至少再住上这么几天，但是要派个人到那儿去对她照看着点，可千万不能让霍尔东夫妇在她身上耍什么花招。
里斯医生推荐了我：也是我走运，对莱格特的死因一言而中，他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科林森则表示反对，说我粗暴，认为嘉波莉之所以会落到今天这样的境地，一大半是由我的粗暴造成的。不过最后他还是作出了让步。说我跟嘉波莉毕竟已经不陌生，对她的身世也都已经了解，再说我那前一件案子办得也还不能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我虽说粗暴却也能干，两下可以抵消——总之就是这一类的话吧。因此安德鲁斯就给“老头子”打了电话，不惜以重金为酬，要求把我从另一件案子里调出来，这样我就给调来了。
“霍尔东夫妇也知道了你要去，”安德鲁斯临了说，“他们就是有什么想法，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就直截了当告诉他们，里斯医生和我商量决定：眼下嘉波莉的精神状态还不够稳定，最好还是派一个得力的人留在她身边以防万一，这不但可以保护她，或许还可以保护大家。我也用不着给你什么指示了。总之你的任务无非就是谨防万一。”
“莱格特小姐也知道我要去吗？”
“她不知道，我想这事我们也用不着对她提起。当然，你还是要在暗中保护她，尽可能不要去惊动她，不过照她目前的神志情况来看，我看你就是到了她面前，她也未必会十分注意，谈不上会见怪。就是见怪——哎，到那时候再说吧。”
安德鲁斯随即给了我一张便条，便条是写给阿罗妮亚·霍尔东的。
一个半钟点以后，我就已身在会堂的会客室里，坐在这位太太的对面，她正拿着这张便条在看。她看过便条，放过一边，打开一只白玉烟盒，请我抽俄国口味的长支香烟。我说对不起，我抽惯了自己的“法蒂玛”，她推过来一只摆烟灰缸的小几，小几上有打火机，我就拿打火机把烟点上。彼此一支烟都还没抽完，她就说开了：
“我们一定设法让你能尽量过得舒服些。我们可不是野蛮人，也不是狂热分子。我所以要这样说明在先，是因为有很多人看到我们根本不是那样的人，倒觉得奇怪了。这里虽是一个礼拜堂，但是我们都并不认为快乐啦、舒服啦，会亵渎了礼拜堂的神圣，诸如此类都是文明生活中极平常的事情，什么也不会亵渎了礼拜堂的神圣。你并不是我们本道中人。说不定以后你会入我们的道的，我也希望你将来能入我们的道。不过——这你也用不着有什么不好意思——我向你保证，我们是决不会来跟你纠缠的。你来不来参加我们的礼拜，悉听尊便，来去出入，也请随意。我相信，我们这样体谅你，你也一定会同样体谅我们；我也同样相信，不管你在这里看到了什么——不管你觉得看到的事情有多古怪——只要事情不影响你们的……病人，你也绝对不会来加以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