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 1944年5月29日,星期一(第2/12页)

迪特尔感到这次会面已经按照他的意思进行了。“如果我能审问那些被俘的囚犯,他们就会让我找到其他组织。运气好的话,我们可以在入侵前重创抵抗阵线。”

隆美尔有些怀疑。“听起来有点儿自我夸大。”迪特尔的心往下一沉,隆美尔继续说:“如果别人说这种话,我会把他轰走。但我记得你在沙漠工作中的成绩。你能让那些人不知不觉招出口供,连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

迪特尔很高兴,他抓住自己的优势,继续说:“不幸的是,盖世太保拒绝让我审问那些囚犯。”

“他们就是这么愚蠢。”

“我需要您的干预。”

“当然可以。”隆美尔转向莫德尔,“给福煦大道打个电话。”盖世太保的法国总部设在巴黎福煦大道84号。“告诉他们,法兰克少校今天要审问犯人,要不就让贝希特斯加登那儿的人给他们打电话。”他指的是希特勒的巴伐利亚要塞。陆军元帅拥有直接接触希特勒的特权,该用的时候隆美尔从不犹豫。

“好的。”莫德尔说。

隆美尔绕着他17世纪的桌子走了一圈,又坐了下来。“有消息请立即通知我,法兰克。”他说,随后又去看他的文件了。

迪特尔和莫德尔离开了房间。

莫德尔把迪特尔送到城堡大门口。

外面,仍是到处漆黑一片。

07

弗立克降落在伦敦以北五十英里的坦普斯福德,这是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个简易机场,附近是贝德福德郡的桑迪村。仅凭嘴巴里那夜晚湿冷空气的味道,她就知道自己回到了英国。她爱法国,但这里是她的家。

走在机场上,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度完假返回时的情景。她母亲一看到自己家的房子,总会说出那句话:“外出不错,但回家更好。”在这最不平常的时刻,母亲的话涌上了她的脑际。

一个身穿急救护士队下士军服的年轻女子在等她,开一辆大马力的捷豹预备将她送到伦敦。“真是奢侈啊。”弗立克说着,坐到车里的真皮座椅上。

“我直接带你到果园宫,”司机说,“他们在等着听你的汇报。”

弗立克揉了揉眼睛。“老天,”她寻求同情般地说,“他们不觉得我得睡会儿觉吗?”

司机没有搭茬,而是问道:“任务执行得很顺利吧,少校?”

“全他娘砸。”

“对不起,什么?”

“全他娘砸,”弗立克重复了一句,“这是句缩略语,也就是情况全他娘的搞砸了的意思。”

那女子不说话了。弗立克觉得自己的话让她尴尬。不错,她沮丧地想,终究还有受不了这种军营粗口的女孩。

当汽车快速通过赫特福德郡的斯蒂夫尼奇和奈柏沃斯村时,天已破晓。弗立克看着窗外掠过的房屋和屋前园子里的蔬菜,看见乡村邮局那脾气欠佳的女局长在没好气地施舍小额邮票,还看见各式各样的小酒馆,那里面尽是温乎乎的啤酒和快散架了的钢琴。纳粹没能打到这么远的地方,真让她深深感到庆幸。

这种感觉让她更加铁了心回到法国去。她要寻找机会再次袭击城堡。她想到那些留在圣-塞西勒的人们:阿尔伯特,年轻的贝特朗,美丽的吉娜维芙以及其他或战死或被俘的战士们。她想到了他们的家人,这些人正在被失去亲人的痛苦和焦虑所折磨。她痛下决心,绝对不让他们白白牺牲,一切付出终究要求得到结果。

她应该立刻投入行动。马上让她作汇报更好,今天她就有机会提出自己的新计划。特别行动处的人一开始会谨慎对待,因为谁也没有派过清一色都是女性的小组执行这类任务。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阻碍。不过干什么事情都会有阻碍的。

他们到达伦敦北部郊区的时候,天已经大亮,到处是起早干活的人,邮差和送奶工在递送货物,火车司机和公交车售票员正徒步赶去上班。战争的迹象随处可见,反对浪费的招贴画,屠夫的窗口挂的“今天没有肉”的牌子,一个开着垃圾车的女人,整排被炸成废墟的小房子。但这里没人会拦住弗立克,没人会要她出示证件,没人会把她投入牢房,拷打她交出情报,再把她用拉牲口的卡车送到某个集中营,一直待在那里饿死。她感到卧底生活那种高度紧张正慢慢缓解,她往后倒在汽车座椅上,闭起了眼睛。

她醒来的时候,汽车已经进了贝克街。车子走过了64号。特工一般不进总部大楼,万一受到审问,他们便不会透露其中的秘密。事实上,很多特工都不知道它的地址。汽车转到了波特曼广场,在那座公寓楼——果园宫外面停了下来。

司机跳下车,为她打开车门。

弗立克走进里面,去找特别行动处的那一层。见到珀西・斯威特时,她一下子来了精神。这是一位五十岁的男子,秃头,上唇留着牙刷般的胡子。他像父亲一般喜欢弗立克。他穿着便装,两人都没有敬礼,特别行动处的人都没耐心讲究军事礼节。

“看你的脸色就知道事情不妙。”珀西说。

他同情的嗓音让弗立克再也忍不住了,刚发生的悲剧骤然间压垮了她,她一下子哭了起来。珀西用胳膊搂住她,拍着她的后背。她把脸埋在他的老花呢夹克里。“没事了,”他说,“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哦,上帝,对不起,我怎么成了这样哭哭啼啼的女孩。”

“我希望我的手下都是你这种女孩。”珀西话里有话地说。

她离开珀西的怀抱,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请别在意。”

他转过身去,用一块大手帕擤了擤鼻子。“是喝茶还是喝威士忌?”他问。

“还是茶吧。”她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屋子的陈设破破烂烂,是1940年匆忙配置的,以后就再也没换过。一张不值钱的桌子,一块破旧的地毯,还有几把配不成对的椅子。她一下子陷在松垮垮的扶手椅里。“沾了酒我会睡着的。”

她看着珀西沏茶。他这人很有同情心,但也会十分强硬。他在一战中获过战功,二十几岁时领导过工人罢工闹事,他参加了1936年的卡波街战役【5】,与东伦敦佬们袭击了试图穿过伦敦东头犹太人街区的法西斯。他会就她的计划提出各种尖锐细致的问题,但他也会十分开明,听取别人的见解。

他把一杯茶递给她,外加牛奶和糖。“今天上午晚些时候有个会议,”他说,“我要在九点钟以前把简报送给上司。时间有点儿紧。”

她喝了一口甜茶,感觉到摄入的能量带来的快意。她把在圣-塞西勒广场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他坐在办公桌边,用尖尖的铅笔记着笔记。“我本应该放弃这次任务,”她最后说,“安托瓦内特对提供的情报有怀疑,我本应该推迟突击,给你发一条无线电通知,说我们寡不敌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