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夜晚来临。

窗口里射出的融融灯光映照着清水町彩色水泥路面，路两侧的门里传出说笑声和晚间电视节目女播音员音色优美随和的演播声。东京人都是善于熬夜的夜猫子，不过1点，这座城市静不下来。睡得晚，起得也晚，7点多了街上还少见行人，各家各户的窗帘都挂着。与中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习惯不同，机关9点上班，商店10点开门，真正热闹的时候是晚上和夜间。

每至子夜，清水町里总有个老汉推着车从李养顺家门口走过，苍老沙哑的声音吆喝着“拉——面——”，跟着一声喇叭“呜——哇——”“拉面”的发音跟汉语一样，李养顺懂得了，这种读法在日语里边叫“音读”，是从中国传过来的。也是这一声声“音读”，常使他忘记了这是日本东京而仿佛回到儿时的北京，缩在温暖的被窝里，由着母亲粗糙的手在他光光的小脊梁上来回摩挲，闭着眼倾听小巷深处传来的略带悲凉的硬面饽饽的叫卖和阵阵梆子声。

老汉的面车前头挂着一块“正宗中华料理——拉面”的牌子，理直气壮地在胡同里串来串去。李养顺找他聊过，这位沿街叫卖了一辈子中华拉面的老汉不但不会说汉语，连中国在哪个方位也搞不清楚。说是拉面也徒有虚名，不过是搁了太多硷面颜色已经变黄的机器压面，北京人俗称“切面”的，汤很浑，比面本身还黄。面车上有个玻璃罩子，点着一盏在日本已经压根儿见不到了的小电石灯，电石灯嘶嘶地冒着火苗，发出一股难闻的乙炔味儿。老汉最得意的也是这盏灯，有年头了，擦得锃亮，说是他兄弟从中国带回来的，仿佛就冲这盏灯谁也不能说他的拉面不是正宗。常有逛够了酒馆，抡着不方便的双腿晚归的汉子在面车前停下来买面，舌头不灵敏地大声嚷“多加辣油！”，然后蹲在路边端着大碗很响地往嘴里吞。也有开夜车的技术人员，看深夜电视节目的闲大爷，推开窗户朝电石灯喊：“来一碗！”老汉都应了，乐呵呵地递过去。

面是现吃现下，在车后头的滚锅里转俩圈儿就拿筷子挑出来，浇上面汤倒几滴酱油撒几分胡椒，搁一块炸豆腐抓一把葱花，闻着也挺香。

李养顺常跟着老汉一条胡同一条胡同地走，忙了时也帮两把。老汉生意不错，一碗面350块，一晚上卖三四十碗决无问题，这面好做，李顺养敢担保，梦莲做出的面绝对沍“正宗”，象这没滋没味儿的清汤面也配挂“中华”大号，真使人愤愤然了呢，前几天电视里的一个娘儿们教众观做中国菜，把土豆、萝卜、洋葱、粉条、肥肉往锅里一扔，倒一缸子凉水一焖，一会儿揭开盖儿说“哇啊——大众烩菜！”，又让旁边站着的几个傻爷们儿尝，还真有挤眉弄眼说好吃的。当下他就给电视台挂了电话，说这简直是糟踏中华料理呢！什么大众烩菜，大众就烩这种菜吗？

梦莲说他近来脾气渐长，要是在外头搭上了什么比她还强的日本女人趁早说话，她也好有个准备，省得到时抓瞎。日本女人当然好，象歌唱里的，“我睡下你才能睡，我醒之前你就得起。你要认真做好一日三餐，你要死在我后边”“还有完没有？”李养顺不耐烦地朝老婆嚷。

秋叶原的工作干得并不顺心，时常被扣奖金，每月扣去健康保险，厚生年金，雇用保险，社会保险，所得税，居民税到手工资不到10万，不如按钟点在外头打零工挣得多。烧卖组的伙计们纷纷另谋出路，李头去了鹿儿岛，山本去了福冈的蜜柑园，连顶不起眼的英子也挪了窝儿，到乌喰横町卖衣服去了，据说那儿的工钱比这儿多一倍，一礼拜还休息两天，烧卖组由一伙新来的“孤儿”顶替了，一问也都是安置中心的“奥卡桑”介绍来的。李养顺想，也怨不得人家，当初来的时候自己便是抱着骑马找马的方针来的，谁也没打保票说这儿是个尽人意的地方。

女儿的工作也没着落。日语学校已经毕业，闲在家里，在外头闯过3个月自觉已经熟识了日本，心便总朝外头飞，动不动就跟她妈抬杠，气得梦莲常掉眼泪，吵吵着要回北京。

那天晚上，李养顺回家，刚在饭桌边坐下，梦莲就说：“卫红说啦，她要去池袋吃茶店干活去哪！”好“吃茶店？不是酒吧么？”

“谁知道呀，你再细细问问吧，人家不愿跟我说，说我连卡拉OK都不懂。一个女孩儿，可不能让#由着性子在外头瞎闯，她跟胜利不同……”

“是不是去洗碗啊？”

“恐怕不是，人家条件要18到20岁之间的，还得会英文。要是光洗碗连日文不会都可以，还用那么多讲究？”

李养顺隔着门看了一眼母亲房中的卫红，她正跟三儿一块儿看电视，“马尾巴”在后背一摇一摇的，身子向后仰着，双手支撑着榻榻米，指甲均被染成泛着莹光的深紫，象心脏病的缺氧患者。真不知这种颜色美在哪儿，就象街上有些小青年，把头发染成粉的，嘴唇涂成绿的一样，让人不好理解。

吃完了老婆端上来的饭，又抽了一支烟，里屋的电视剧才告一段落。

“卫红，你妈说你要去池袋吃茶店，是干什么哪？”李养顺装作漫不经心地问。

“这事啊，”卫红也是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一边拆着一包刚买来的药物包装一边从里屋扭出来，“是同学的母亲推荐的，走的是熟人后门，工资满高的啊。”

“究竟干什么呢？”

“端茶送水呗。”

“那么就是女招待啦？”

您说得多难听。我了解过啦，那是个挺规矩的地方，晚上9点就关门，白天出售点心、咖啡什么的，不卖酒，也没那些污七八糟的烂事儿，好些大学生都去干临时工呢。

“你不是也要考大学么？”

“当然考，可是也得向社会学习呀。我算过了，明年4月就是考上大学，学杂费、书本费、伙食费、交通费，各式各样的费加到一块儿没有100万决下不来。这100万您上哪儿奔去？到时候费劲考上了还不是白搭，不如先筹钱，再踏踏实实地上学。”

“也有一定道理，可是到吃茶店去干侍候人的活儿，你那脾气行？别忘了你是在中国长大的，跟日本女孩子气质不一样。”

“工作经验是慢慢摸出来的，我不信别人干得了我就干不了。”

“得留神。日本是个什么社会？过去咱们老说旧上海是十里洋场，纸醉金迷，东京比旧上海怎么着？还是找个稳妥点儿的工作，不跟人打交道的，”“按您的想法儿什么也干不成，就在家闷儿着保险，成天等着天上掉馅饼，等着好运气上门。您瞧我妈，老怕日本，老怕上当，到现在连坐地铁怎么买票都不会，人家日本的家庭妇女，使电脑，玩计算机什么现代化物件不会摆弄？中国人现在不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话了，是让‘一天等于二十年’折腾怕了，从左边又跨到右边，成天讲中庸之道，可就是不会走中庸，总得在宽宽的大道上撤大‘八’字儿。日本人实际，讲速度，干什么犹豫不行，一犹豫机会就从身边擦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