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不期而至的幸福
我 被邀请参加圣西蒙十字医院的一位老同事的生日会。这是我回归生活后第一次出去参加聚会。我觉得自己还没恢复最佳状态。为了不出差错，我尽可能地让自己不被注意到，但有人过来拍我的肩膀。
“好啊，弗朗丝。你在这干吗呢？”
雅克，我根本没想到有一天会再见到他。他以前也在医院工作，是厨师。如果有病人需要特殊的餐食，无盐或无麸质，就要去找他。但在当时，我还很逃避有男性在身边。六年过去了，他怎么还能记得我的名字？这真感人。
1985年初，我的处境还很艰难。刚从白房子医院出院几星期，我还没找到工作。我必须重新开始照看孩子的工作才能付房租。莫瑞斯特离开了我们的公寓。更糟糕的是，我还要努力重获女儿们的信任——她们一定是听说了关于我的各种流言。回去之后，我的小玛丽冲进了我的怀抱里。但另外两个大女儿却和我保持距离。上帝啊，这让我太难过了。我不知道她们还爱不爱我，这种猜忌撕扯着我的心。答应参加这个生日晚会也多少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要重新学会微笑，但我表现得特别拘谨。
我甚至不能用“你”来称呼这位老同事。“您现在做什么？”他露出悲伤的神色，开始给我讲他所有的困难。“我去阿尔及利亚工作了几周，可是出了场严重的车祸。”他一边跟我讲一边用手指尖敲打着左腿，听起来像是空心塑料。“我的腿被截肢了，只能装上假肢走路。”上帝啊，这个男人看起来真是伤心极了。“最糟糕的是我妻子也因此离开了我。”他补充道，“她接受不了我的残疾。我于是流落街头，只能去女儿家住。”我开始很温和地对待他。这真是个可怜人。因为少了一条腿就抛弃他，这可真卑鄙。
一月份，我又在家里接收了很多爸妈出去工作的小孩。我的两居室公寓又重新被改造成了游戏房，到处都是小汽车和娃娃。有时候，我对自己说要是公寓再大一点也不能算奢侈。自从桑德里娜出生后，我每年都会递交低租金住房申请。但从来没得到回音。一天晚上，小埃利的妈妈问我：“你这么多孩子怎么能住得下？你得找间大点的房子。我会想办法帮你的。”几周之后，我去参观了20区的一间新公寓。这栋大楼刚盖好，连边上的路都还没有名字。巴黎二十区CM20-9号路，这地址像是高山上的庇护所。这里其实离沙罗纳火车站就隔了几条街。街区正在翻新，连草都没有种。到了推荐给我公寓之后，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客厅，三间卧室，一个带浴缸的浴室，一间大厨房，一间储藏室，还有一个阳台。“您满意吗？”低租金住房工作室的商务助理问我。
“什么？这是给我的？”
“是的，如果你满意的话。”
“啊，好的，当然，我很满意。”
“那就请在这下面签字。”
放学了之后，我去接我的三个小坏蛋，她们问我打算带她们去哪儿。“这是个惊喜……”电梯还不能用，我们得爬楼梯，悬念还在继续。终于，爬了七层楼之后，我给她们打开了新家的大门。在锁里拧钥匙的时候，我还有个小顾虑：她们会不会因为要搬家而埋怨我？几秒钟以后，她们开心的叫声在楼层回响。她们开始跳舞，从一间屋子跳到另一间屋子，还在阳台唱歌。这个新公寓标志着我们重生的开始。我们母女终于像从前一样了。
搬家后的一个月，我接到了雅克的电话。“我们能再见面吗？”他问我。我答应了。我这是怎么了？又变疯了还是怎么了？我们的见面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在阿芙纶路的一家小餐馆喝了咖啡。他很有礼貌、很体贴。我们又像这样见了两三次面。一天，他问我能不能上楼来接我。还从来没有男人上楼来过我家。我为什么还是答应了他？不知道。他刚刚进来我便观察着他所有的动作。事实上，我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他看到我女儿们照片后的反应。如果他质疑她们的肤色，我会立马把他踢到门外去。我还记得以前的那个女邻居，她对着我圆鼓鼓的肚皮，问第三个孩子是什么颜色的。“啊，她们可真可爱！”他看着相框对我说。自从我们相遇后，他一直在我面前表现得如此完美。今天，我觉得他如此迷人，于是便顺其自然了。
1985年6月5日，雅克带我去蓝火车餐厅吃饭，是巴黎里昂火车站边上的美食餐厅。20世纪初的装饰、镀金和吊灯让我眼花缭乱。
“我们来这干吗？”
“弗朗兹，你愿意嫁给我吗？”
“不。”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让原本开场很好的晚餐冷了场。几秒钟的犹豫后，我看到他试着重新掌控局面。
“为什么不呢？这对女孩儿们也是好事！我们相处得很好，不是吗？”
我一直以来就拒绝给她们找个继父。但确实，他总表现得很关心她们。雅克来我们家从来不忘给孩子们带小泡芙。他很喜欢孩子们，孩子们也一样。他只用了几分钟便说服了我。我最后答应了。
当天晚上，我召开了家庭会议。当我们向女孩们宣布消息时，我的小玛丽从椅子上跳了下来，叫道：“耶！我以后再也不用姓皮埃尔-迪·居道尔吉了！”这是因为我的小宝贝才刚刚进入小学预备班，写起名字里的大写字母C还很费劲。我们都开怀大笑起来。之后我继续说：“宝贝，是妈妈要结婚了，是妈妈要换姓氏，不是你们。”孩子们开始争论谁会有最漂亮的裙子，几分钟的嘈杂过后，雅克俯身问我为什么不让孩子们做选择。他说得对。这是我们很久以来跟孩子们设立的传统：家庭会议以投票结束。好了，那就投票吧。“谁希望女孩儿们保留她们的姓氏？”看到只有我自己举手，我有点小心痛。但我不得不接受事实：我的女儿们的姓氏将是盖兰，跟我丈夫一样。在一天中征求了三个孩子关于结婚和改姓的问题，这确实有点多了。但当我看到雅克怀中微笑着的女孩儿们，我的所有怀疑都蒸发了，只剩下甜蜜的愉悦。
1985年9月25日，我们在20区的区政府举行了婚礼，28日在图尔附近小村庄里的莱瑟萨尔德教堂举行了宗教婚礼。之后，我们还想要一个孩子。不幸的是我的身体无法实现了。三十三岁时，我想要成为很多孩子母亲的愿望并没有削减。但却无法再生育了。为了弥补这个空白，我又开始照看新邻居的孩子们。
三个月的奥黛丽，两岁的吉内米。孪生兄弟克莱芒和安东尼。还有小才女利拉，四岁的她已经会读会写了。还没有算上那些来我家做作业的小孩。最好的时候，住在周围大楼的家长们也会来把孩子托付给我。我用最大的热情接待他们。但有一个问题的症结：我没有看护孩子的资质。一天，一个妈妈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发现这位妈妈还是玛丽的小学老师。我惭愧极了，恨不得躲起来。“没什么，这不要紧。”她安慰我说。“我知道您是怎么和孩子们相处的。你能不能也接收我的女儿？”很久以来我就没有位置了，但我对小玛戈破了例。几个月后，米里亚姆，我牙医的助手又让我破了一次例。我那时躺在躺椅上，正经受着砂轮的折磨，突然听到孩子的哭喊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