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全是女孩
我 在弗兰德路的家庭补助管理局外面已经排了快一小时队了。天上开始下起了毛毛细雨。我看到一大团黑云在向我们飘来：真倒霉，看样子不太妙。突然，有人在我头顶撑起了一把伞。我转过头，是身后的先生帮我遮雨。这是个高个子的黑人男子，很瘦，穿着灰色西装，也很优雅。我微笑着向他致谢。进去之后，我们在同一个等待室。他对我微笑着。等我出去以后，雨还在下。比刚才下得还大。撑伞的先生也出来了。“我开车来的，您想要我送您去哪儿吗？”我有点犹豫，因为住得并不远，但我也不太想像落汤鸡似的回去。
在车里，他试着打开话匣，而我却显得有些拘谨。
“我叫阿方斯”
“……”
“您呢？”
“弗朗丝。”
“您去哪？”
“回我家。”
“地址是哪里？”
“福瑞盖尔街，在维特鲁威路的拐角处，在20区。”
我并不怎么亲切，但他却一直微笑着。到了楼前，我勉强地谢了谢他，然后砰地关上了车门，就像搭了个的士似的。用钥匙开锁时，我听到他在我身后说：
“我还能再见到您吗？”
第二天，阿方斯带着一束玫瑰又一次出现在我的门前。几星期的时间里，我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男人。1976年9月16日，在德侬妇产医院，我生下了一个混血女儿：艾曼纽。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不会给桑德里娜找个继父。“继父”这个词总是会让我想到另一个疯女人。即便阿方斯是个可爱的男人，我也绝不冒险让女儿感受到一小点她曾给我的感觉，哪怕是一秒钟也不行。我于是拒绝让阿方斯承认自己的女儿，他接受了。无论如何，他别无选择，这也是女性的特权。
艾曼纽是个可爱的小女孩。从来不生病，没有任何麻烦。我看着她像花朵一样成长，只需要爱和新鲜的水浇灌。值得一提的是，我并没有留给她时间享受小女儿的任性。
我又一次躺在了病床上，在圣西蒙十字医院，治疗膝盖感染。伤口让我疼了很久了。拍了片子，医生发现我的髌骨后面有个异物。在等待治疗期间，我的病房络绎不绝。所有的同事们都来跟我问好，还有一些同事在我的额头上做手势画小十字。当时还有几个修女留在这里，因为医院以前是由圣西蒙十字教堂管理的。当然了，这些修女不再戴修女帽，但一些宗教手势仍保留着。
“你是怎么受伤的？”一个医生问我。
“……”
“什么？你不知道？”
这才是最糟糕的。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一点都不知道。我猜想是癫痫发作时摔倒了，但根本解释不了在哪里、怎么摔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摔的。
手术之后，头脑还麻痹着，我看到主任医师萨拉玛尼夫人小步走进了我的房间，她俯身对我说：
“你怀孕了，弗朗丝……”
这是个问题吗？还是我没听懂这个句子？我费劲地睁开眼睛看她。
“不，我不觉得……”
“弗朗丝，我没在问你问题，你怀孕了。”
“真的吗……”
这确实奇怪。我已经很久没见到阿方斯了。我们各有各的生活。距离我们上次见面有多久了？两个月，也可能是两个半月……
“我看了你最新的抽血结果。完全没错，弗朗丝，你怀孕了。”
我突然觉得自己被一连串迄今为止还从未考虑过的问题压垮了。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两个大女儿？早晨怎么把两个小孩送去幼儿园？要把这个孩子安置在公寓唯一一间屋子的什么地方？我希望这是个小女孩，因为我还留着艾曼纽的婴儿服。
唯一完全没有被我纳入考虑的顾忌就是经济问题。自从当了助理护士，我生活得更舒适了，甚至搬进了一间漂亮的公寓，在二十区的蒙索罗广场19号。下午，我的房门又一次打开了，是萨拉玛尼夫人和两位警察。
“弗朗丝，”萨拉玛尼夫人很为难地对我说，“这些警察想问几个关于你孩子的问题。”
“我的女儿们出什么事了。”
“夫人，您叫什么名字？”
“弗朗丝·皮埃尔-迪·居道尔吉。”
“您住在哪儿？”
“二十区的蒙索罗广场19号。”
“您有孩子吗？”
“是的，我有两个女儿。”
“她们在哪儿？”
“她们去山区的朋友家了，跟我姐姐一起。”
“是哪里？”
“在拉克吕萨 [1] ……”
谈话的语气越来越严厉了。站在警察身后的萨拉玛尼夫人似乎准备好随时出击。她很了解我。
“把您家的钥匙给我们。我们要去检查下。”
我照做了，但根本就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走了以后，萨拉玛尼夫人来到我身边。我开始惊慌了。“他们为什么问我这些？孩子们跟我姐姐去雪山了，我跟你发誓这是真的……”
“我知道，别担心。好像是有邻居报警，说听到你住的楼房里有孩子哭喊。警察想弄明白怎么回事。”
我惊讶至极。怎么会有人认为我会虐待自己的孩子？此外，我清楚地知道这些哭喊是哪儿来的：十楼的小女孩每天晚上都会被她妈妈打。我自己也报过警想试着救她。希望警方能成功让她脱离困境。
我两天后出了院。回到了家，我发现警察把所有的柜子都打开了，甚至给我住在拉克吕萨的朋友打了电话，询问我的女儿是不是真跟他们在一起。究竟是谁把警察派到了我家来？楼里的闲言碎语确实常常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单身母亲身份并不合他们的意。
两三天后，阿方斯来看我。这天晚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给他做了晚餐。我很高兴见到他。我们聊了聊女儿们，然后就准备休息了。
“其实，我怀孕了……”
“什么？你是故意的吧？”
“啊，没有，不是的。”
阿方斯显然不愿意跟我有第二个孩子。看着他穿上衣服，换了皮鞋，系紧领带，拿起黑色公文皮包，不看我一眼便走出了公寓，我知道我失去他了。隔着门听到电梯的声音，我发觉自己其实期待他只是下楼透了透气，还会再上来。但他再也不会来了。1978年8月的这个晚上，我失去了一生挚爱。
因为失恋而忧愁？没有，这不过是一页纸翻了篇。我很快就会见到度假回来的女儿们了，也快要开学了。我会看到自己的肚子再次变圆，几个月后，我就又要回到医院，然后就是分娩、喂奶、托儿所、尿布、生活。
可是，我在1978年12月2日早上就破水了。这太早，早了太多。我在脑袋里盘算着：提前了两个半月。不，这不可能。
一个小时之后，我就躺在了德侬妇产医院的急诊担架车上。我很快被输液防止宫缩。在20世纪70年代末，六个月的新生儿存活的概率很小。人们知道的最好治疗方案就是最大限度地延迟分娩。但下午时，宫缩就开始了。将近晚上八点，医生在监护器前皱起了眉头。胎心加速了，之后又突然减速。“得开工了，胎儿宫内窒息，我们怎么做？”他问我。胎儿宫内窒息。我的胎儿，我的小宝宝正在受罪。孩子很可能胎死腹中。我慌了。“想象一下如果我是您的妻子，您怎么做？”我也知道如果这么早就分娩，孩子生还的概率很小很小。“好吧……您是我的妻子！”他口气轻松地对我说，这也是为了让房间里的人放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