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受伤的野兽

生 母走后，我的血液还在沸腾。她想什么？想要我飞奔到她的怀抱里？我还在思索着刚才的冲突，眼睛盯着她留在我床上的那包衣服。房间的门又一次被打开了。哦，不！不要再来看我了！我的小桑德里娜已经被送回了育婴室，我不想见任何人。但这次来的是护士，她身边还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女士，胳膊下面夹着一个公文包。“您好，您是昨天夜里生产的？”她问我。

“是……”

“您来自于社会中心？”

“是……”

“之后您去单身母亲接待所？”

“……”

“去那边之前，您知道您要去疗养院吗？”

我并不知道疗养院是什么，只是傻乎乎地点点头，假装听懂了她的话。事实上，那里不过是像我们这样的母女可以在复工前度产假的地方。生母走后，我还处于防备状态，我怀疑所有人。这位女士继续说道：

“所以您之后可以去单身母亲接待所，或者您还有别的解决方法？”

“我可能去我姐姐那儿……”

事实上，我还没有问自己究竟在哪里抚养女儿。同往常一样，我等着成年人们替我做决定。

“但是，您知道的，您可以不带孩子，独自离开这里。在您找到解决方案之前，孩子可以被放到接待家庭那里。”

“接待家庭”……这几个字直接冲撞了我大脑中的某个未知地带，开始无规律地横冲直撞，越跳越快，每次弹起都变得更丑，就像是个没完没了的哈哈镜游戏，最后变得奇形怪状。接待家庭。我的头发晕，我用自己都不太能认出来的严肃而冷漠地语气回答道：

“我不会留下孩子自己走。”

“您知道吗，我们可以假装您匿名分娩，之后把孩子交给社会救济机构，让孩子被领养。”

最后的这个词让我脑袋里的哈哈镜在巨大的嘈杂声中碎片飞溅。我拿起她刚刚放在我床上的公文包，扔到了房间的另一端，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大吼：“我绝不会让别人带走我的孩子。你们听见了没有？！绝不！”我从床上跳起来，对着她大喊。我的口中只有一个词：“绝不，绝不，绝不，绝不……”

这位社会工作助理可能是出于善意来帮助我、救济我，但在走出我的房间时，她一定被吓坏了。当她蹲下身捡地上的文件时，我继续吼叫着。她最后跑着离开了房间，还低着头，一定是害怕我朝她脸上扔东西。几分钟前，我刚用一个眼神赶走了我的生母，现在又像护崽的母狮一样怒吼。这当然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反抗，也是我第一次反对大人做的决定，我挑战了权威。这位女士说的话可能只是一个建议，一定的这样。但十九岁的我却把它们视作是威胁，我的反应就是死里逃生的动物的反应。

在我离开妇产医院时，桑德里娜出生八天。我首先去了克利希市政府承认这是我的女儿。女秘书按照我口述的信息填好了文件。姓氏：皮埃尔-迪·居道尔吉。名字：桑德里娜，多米尼克（跟我几个月前在生母家见到的小妹妹一个名字），还有安德烈（和她的爸爸一样，我的帅消防队员）。父亲的姓名？没有父亲。她划了个横线，写“父亲未知”。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奇怪，因为安德烈并不是未知。不过我也感觉到了一丝宽慰。“啊！以后，他们再也不会从旺斯过来把孩子从我这里带走了。”之后，我拿到了出生证明，我又一次体验到了那种神奇的感觉，觉得自己成了大人。我有一个可以付出爱的对象了，我对她来说是有用的，她可以依靠我，她跟我一个姓氏，我会为她而骄傲。是的，确实如此，我没有很多钱，只有社会保障的每日补助。但我对自己没有任何怀疑。我是一个大人了。离开市政府之后，我去福瑞盖尔街看望了姐姐。我们一起吃饭，我们俩完全被我的小桑德里娜吸引住了。她太漂亮了！

傍晚时分，我乘出租车回到了疗养院，正如社会工作助理所建议的那样。大楼坐落在维西涅的一个公园里。这儿的环境还算怡人。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个带摇篮的房间。不过，这里有很多女孩，因为不想或者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才来到这里。这儿充斥着被遗弃孩子的哭声。来到这里的第二天，我被看到的场面刺激到了：孩子们哭喊得都快背过气去了，他们的妈妈却视而不见，不愿意花一点时间俯身去摇篮边安慰一下孩子。更糟糕的是，我看到她们在给孩子换尿布时，一脸的嫌弃厌恶，这让我气愤。很快，在疗养院中，我就有两个，有时甚至有三个孩子需要照看。妈妈们更喜欢溜出去逛街或是和情人们一起。我当时不知道这里的很多女人都是被强奸、殴打、抛弃的，她们的父亲乱伦，母亲施虐。我也不知道她们的行为其实反映了很深的创伤，对她们来说，成为母亲既是谜题又是灾难。如何让悲剧不再重演？如果只经历过恶，又如何能避免恶？如果成长在仇恨中，又怎么能想象出爱的典范？这些未婚妈妈一定是被可怕的选择逼向了绝境：要么逃离，要么延续儿时起就在其中挣扎的不良家庭模式。在这两个选择之间，逃离可能是最明智的选择。“等我长大后，我会有很多孩子，我不会像家人对我那样对待他们，我要给他们所有我不曾得到的善待。”我呢，正是这句魔咒让我决定不再重复自己所经受的一切。可几年以来，这句儿语足以让我远离那个疯女人的利爪吗？我会成为一个好母亲吗？我对此显然一无所知。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不会像这些不称职的母亲一样。

一天，我正准备给桑德里娜换襁褓，一位育婴员问我有几个孩子。“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我傻乎乎地回答。“好吧，那您估计有很多的弟弟妹妹。”她大笑着对我说。这位夫人之所以这么问也是有道理的，我确实应付得很好。晃摇篮，裹襁褓，哄孩子，我只是重复了九岁时照顾玛丽-弗朗丝和罗伯特时学会的动作，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但我并不能掌控一切。哎，我很快又要有苦头吃了。

来到维西涅快两个月时，我癫痫又一次发作。还是同以往一样。我在医院的床上醒来，别人问我一堆问题，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是怎么被送去急诊的。这就像是个黑洞，医生们又一次表现得惊慌失措。这是1973年1月，我还是不知道自己患了癫痫。我于是又要被验血，接受已经做过上千次的其他检查。但我耐心地对待自己的病情。醒来后唯一让我担心的就是：我的孩子在哪儿？我问我身边的人，医生，护士，助理护士，所有人。医护人员的话让我放心了。“您别担心，育婴员们把她照顾得很好。”他们向我重复道。我至少要待在医院四十八小时接受观察。因为还是未成年人，我也没有别的选择。最后出院后，我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离开我的小桑德里娜，我根本就睡不着。我担心得要命。